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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保卫战看南京沦陷前后蒋介石的抗战战略(中)
（三）
淞沪会战与南京保卫战均爆发于1937年，淞沪会战是高潮，南京之战是尾声。若非城破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骇人听闻，这场有如鸡肋的战役可能早就被湮没于历史云烟中，被人淡漠遗忘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掀开全面侵华的序幕。虽然蒋介石鉴于国力孱弱的实际状况，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希望延缓对日决战的进程，但日本却不给蒋介石丝毫喘息之机，中日决战如箭在弦！
当时，中日之间的国力对比，军力差距是全方位的。蒋介石深知，仅凭中国一家之力应对日本进攻，打平都是奢望。唯有将中日争端升格为国际问题，引发列强对日本的强力干涉，弱势的中国才能逃过一劫。在这一大背景下，已被逼向墙角的蒋介石只能做鱼死网破的殊死一搏，即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与日本进行一场决战。拉欧美列强乃至苏联搅入中日纷争，令欧美大规模援助中国、武装中国。如此，中国才有希望转败为胜。
出于这一目的，蒋介石将中日决战之地选在上海。首先，上海云集各国侨民，有很多国家的领事馆。一旦中日决战，战火无情，难免要触犯各国利益，欧美列强怎会无动于衷？其次，上海处于蒋介石控制的江浙核心地区，既是蒋介石政府的财赋重地，又是国民党军队易于集结征调之所。
淞沪会战是惨烈的，蒋介石为达到战略效果，将其精锐约70万人投入上海。冯玉祥将军说：“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著，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1937年8月，“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调集75万人马与日本海陆空30万军队决战上海。军队人数虽多于日本，但因两国军力的综合实力差距过于悬殊，苦战3个月后，最终，此次会战以国民党军队伤亡30万精锐、被迫撤退的惨重代价告终。而拥有全面优势的日军仅伤亡4万余人，蒋介石精心打造的数个德械师也惨遭重创。
惨烈的淞沪会战令蒋介石几乎赔光了起家的老本，却没有达到令欧美列强援华的战略目的。唯一的收获是，经此一战，蒋介石确立了自己领导抗战的统帅地位。淞沪会战后，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南京一线。而日军则趁胜追击，剑指蒋介石政府的首都——南京。
南京虽是六朝古都，被誉为有“金陵王气”，但定都此地的王朝却多为短命王朝。南京三面环山北对长江，无险可守，不利战守的地理劣势是其致命软肋。
蒋介石并非没有预料到南京之战的结局，但他当时还在做国联调解之梦，期待日本能悬崖勒马。他甚至还抱有这样一种幻想：只要保卫南京的国民党部队能守上一到两个月，国际形势就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苏联在内的声援中国的国家就有可能出兵迫使日本收手。但是，当时的英美正大搞绥靖政策，德日意同盟视国际公约如粪土，英美等国还妄想将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借中日战争大发战争财。苏联也明哲保身，不愿冲在前头。因此，欧美国家虽明知日本对中国鲸吞蚕食，却听之任之，仅做口头谴责。这些隔岸观火的国家签署的旨在遏制日本侵华的《九国公约》无异废纸一张。
蒋介石希望军队能守一两个月，实际上，淞沪之战的虎头蛇尾令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军队的战斗力、士气直线下滑。蒋介石匆忙拼凑起15万军队保卫首都南京，但这15万人多为从淞沪之战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其中还有数万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这使得南京保卫战未战将先怯、未战兵已慌，大敌当前，众官兵不仅未众志成城，反成惊弓之鸟。
在南京保卫战爆发前，心知南京无法固守的蒋介石秘密迁都，政府机关开始陆续向武汉一带转移。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已带相关政府机构抵达重庆，重庆作为战时临时首都的陪都角色已内部确定。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出现淞沪之战那种不惜血本以致家底赔光的惨剧再度发生，蒋介石将大批空军战机与大量的通讯器材运往后方。这为后来南京之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缺乏制空权，缺乏通讯交流的败因埋下了伏笔。
守不守南京？国民党内部几乎一边倒主张放弃这座孤城。以足智多谋著称的白崇禧旗帜鲜明地对蒋介石说：“部队在上海都打残了，退到上海外围还没喘过气来，在这么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元气，更谈不上打一场艰苦的保卫战，你要听我的话，南京，干脆放弃算了！”连对蒋介石惟命是从的嫡系陈诚也不同意坚守，但陈诚很会说话，“我虽然不知道领袖的意图，但我可以保证，领袖让我守，我坚决打到底！领袖叫我撤，我决不在南京多待一分钟！ ”闻此言，在座的国民党高官一片哗然：“简直是屁话！等于没说！ ”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不想再硬挺下去，但放弃首都南京的丧气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他口中说出的。他需要有一个为他顶缸、撑场面的人，但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难找了。最开始，他相中了带兵来援的四川军阀刘湘，没想到刘湘被部下一撺掇，忌惮蒋介石借此剪除异己，于是故意装病推脱，无论蒋介石如何劝说，均无效。桂系出身的参谋总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在军事会议上还公开质疑起蒋介石的治国带兵方略来，惹得老蒋勃然大怒！“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畏战，那就由我来守南京！ ”蒋介石一时激动，脱口说了句气话。
关键时刻，唐生智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说：“诸位，南京的确是一块绝地，但你们恐怕忘记了南京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吧？这是我们的首都！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地！作为军人，我们怎么可背弃国父的教诲，为了保卫国父的陵墓，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要死守南京！ ”唐生智历来特立独行，曾数次反蒋遭罢黜，而在抗战的危难时刻，却能挺身而出，令众人一时刮目相看。事后有人推测，唐生智此时出头，多半是想火中取栗，目的是重掌军权。但蒋介石此时已顾不得那么许多，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立刻委任唐生智出任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全国抗战爆发时，曾经作为反蒋派的唐生智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唐生智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是不合常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使蒋介石自己成为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选择在政府、军队内已没有实力基础的唐生智，这样对自己来说是为了容易控制。由此，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指挥的还是蒋介石，但是又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唐生智身上。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可见，蒋介石起初并没有给予唐生智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实权。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随即开始撤退。
唐生智到南京上任后，制定了“焦土抗战”的防御策略。其核心为：第一，为扫清射击视线障碍，将南京城外的树木、民房全部烧光；第二，为了不让敌人接近城墙，须拒敌于城外10公里处；第三，从现在起，立刻对部队进行班防御、连防御的实战性训练。为了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唐生智令宋希濂率部断掉南京守军的退路，烧掉渡船。声称，若无命令，擅自离队渡江逃离战场者，格杀勿论！事后看，包括唐生智本人在内的诸多守城高官均给自己预留了逃生船只，真正无路可退的不是这些带兵的将领，而是沙场浴血的一线官兵。前些年，作家方军曾写过一本书，名为《我认识的鬼子兵》。在日本采访时，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国民党军队有个习惯特别不好，一打败，当官的先跑！ ”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中国抗战史时，总以为日本内部在侵华问题上是铁板一块，似乎日本侵华的每一项指令与举措都是自上而下的。实际上，在侵华问题上，日本国内上下虽有共识，但具体方略、实施手段却大相径庭。政府中的文官集团主张渐进渗透，军人集团却力主用快速高效的战争手段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而军人集团对待侵华也存在分歧，军部、参谋本部并不奢望一口吞掉庞大的中国，还是希望通过局部性的战争不断消耗中国军力，通过签订有利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巩固胜利成果，为最后全面吞并中国做渐进性积累。而一线官兵却扬言毕其功于一役，往往擅自修改上司指令，以下犯上越权行事，从“九·一八”事变到南京之战，一线日军屡屡抗命扩大战争规模，日本军部居然被基层部队牵着鼻子走，最后被迫默认现实。
南京之战前，日本政府并未计划攻占南京，还私下通过德国欲与蒋介石媾和，以确保自己的阶段性战略成果。按这一安排，在淞沪之战中历经苦战且伤亡较大的部队纷纷回国。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十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显然，战役目标中并没有南京。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
11月15日，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 ”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
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在11月20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十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十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 11月22日，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十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就像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发。
多田次长等日本军部的“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居然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最后参谋本部不得不在11月28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由此，大战阴霾黑云压城，南京保卫战一触即发！
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写的《攻克南京城纲要》中的一段话：“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中国军队投降被扫荡，不投降更要被扫荡。由此可见，这场大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正是企图通过对中国首都人民大规模的屠杀，迫使中国人民停止抵抗。日本当局以为攻陷南京，中国便会丧失斗志。“占领南京，迫使中国屈服”，这便是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目的。
（四）
1937年8月13日，继“七七”事变月余，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在中国华东地区展开生死决战。8月14日，20架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从长崎港起习，穿云破雾到达南京，开始对南京进行野蛮的轰炸。
南京不能再做首都了，但完全放弃，对内对外也不好交待。是战是守，一进成为蒋介石的难题。国军高级将领、德国军事顾问普遍认为南京是绝地，无法防守。反对最激烈的是李宗仁，他建议直接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避免屠杀的口实。蒋介石表态含糊，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11月12日，上海失陷。淞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整个打乱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既定的作战部署。国防线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中国军队仓促撤退，战线很快地就靠近南京城边。日军紧紧跟进，很快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日本大本营命令士兵：“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于是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如同出笼的恶魔，一路烧杀淫掠，无锡，江阴，常州，镇江……秀丽的江南河山，被日军糟蹋得残破不堪。随着日军向南京方向快速推进，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万-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少数也进行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例如，在乌龙山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被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害。不过，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人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中国军队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过一些局部的战斗，但在城陷后最初几周确实没有展开有规模的街巷争夺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在12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达之后，城内守卫部队的任务即转变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且由于撤退时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大多数士兵在南京沦陷后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在混乱中各自逃散。许多士兵为了求生，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百姓的服饰，躲入难民区或者潜入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斗能力，也向日军缴械投降。当时的中国军人投降时，以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而对日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因为遵照日内瓦公约，日军应该是不杀俘虏，投降能够求生。在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1日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但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第二天下午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唐生智事先拟定好的撤退令原则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可是在口头下达时，他又追加了一些内容，允许多一些部队渡江，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局面，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运输能力。
撤退起初还较有秩序，但在日落时分就变成了溃逃。溃军把多余的装备全扔掉。不一会，马路上到处是被中国军队扔掉的背包、弹药袋、手榴弹和军服。军事基地的官员带着钥匙外逃，潮水般撤退的军队找不到阵地，不能进入永备工事，大量的弹药库、军械也无法分发。面对一团混乱的中国军民，日本海军封锁江面，日军飞机在上空中盘旋，日军第16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江边。10万余中国军民云集江边，就这样陷入日军的炮火下。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当晚从下关乘船渡过长江脱险。在撤离南京的江轮上，他沉默无语，痛苦不堪。在他身后的对岸，就是正遭受日军轰炸和炮击，四处起火，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的南京城。后来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1937年12月13日凌晨，在黑暗的火光中，日本军队蜂拥进入南京城，开始了一个月的大屠杀。这个帝王之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军队所占领。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支得以全身而退，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但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在兵力上、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很大。在主观上，中国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在作战指挥上以及在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整个南京保卫战变成了一场”混战”。最后有八九万人不是战死沙场，而是作为战俘被日本人屠杀。战后日军将领在清点缴获物资时认为：这些军队如果组织、协同良好，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突围。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这样的结论仅是从军事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续，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决策，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这样，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造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 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南京城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南京卫戍部队后来的战斗详报中特别提到南京保卫战的指挥体制，认为：各指挥官不重视上级的命令、各部队首长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和协调的精神。这种指挥混乱的问题, 主要源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权力微弱。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蒋介石集团的抗战策略是一条片面的持久战，这是他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最大的区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将自己的阶级利益看的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从其阶级利益，这是蒋介石集团之所以实行片面持久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