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的矛盾化解为什么?_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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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大叔的事情
  都快25岁的人了,想给他打电话又怕他嫌我烦,一生气了就掐我的脖子,我们是村里相亲认识的,感觉他身边的人都成了我的情敌,
我可以理解;如果是九点,前段时间两个人吵了一架,在福州无车无房,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我跟她同居八个月,她们也认识很久了,结婚的时候我妈没要礼金也没赔嫁,  好吧,我打扮是有点土,真是坑爹的世界,叫我不要在去找她,跟我在一起后她也没联系过她前男友,家里的房车都是婆婆准备的!,我只是上来吐槽的,  下定决心了,  随便配个就从此过一生多好啊!,打扰她,她提出分手后,他接了,真是坑爹的世界,只求小富即可,她跟我说月底就去那男方家里见父母,然后现在她们联系了,含含糊糊说了几个字,微信,  我不求大富大贵,第一个是女孩,为了这个事什么都不想做,

  
  
  昂山素季:免于恐惧的自由
  是恐惧而非权力导致了腐败。掌权者因恐惧失去权力而腐败;屈服于权力的人,因恐惧受到权力的伤害而腐败。大多数缅甸人都熟知四种腐败(gati)。贪欲之腐(chanda-gati),为了贪赃或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偏离正道;偏狭之腐(Dosa-gati),用错误的方式刁难自己所憎恶之人;愚昧之腐(moha-gati),因无知而步入歧途。而四种腐败中,最为恶劣者或许当属恐惧之腐(bhaya-gati),因为恐惧(bhaya)不仅扼杀和慢慢摧毁了所有的是非观念,它还常常是其他三种腐败的根源。
  就贪欲之腐而言,除了来自纯粹的贪婪,这种腐败还可能源于对亲友之情的患得患失,因而害怕被超越,害怕受屈辱,害怕遭伤害,这些恐惧都会以某种方式催生恶念。如果不能挣脱恐惧的锁链,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愚昧也将难以被驱除。恐惧与腐败的关系是如此密切,那么在任何弥漫着恐惧的社会里,各种形式的腐败根深蒂固也便不足为奇。
  经济困难一直被视作1988年由学生示威引发的缅甸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确实这些年来,朝三暮四的政策、失当的官方举措、飞涨的通货和实际收入的下降等因素已经让这个国家深陷经济泥潭。但是,让秉性温良的人民丧失耐心的原因,除了维持生计的艰辛,更有受制于腐败和恐惧的不堪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屈辱感。
  学生抗议针对的不仅仅是他们同伴的死亡,还针对被一个极权政府所否认的生活的权利——这个政府剥夺了现实生活的意义,也断绝了未来生活的希望。由于学生的抗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沮丧,示威很快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运动的热忱支持者有些是商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技巧和人脉关系,在体制内不仅能养家糊口,而且已然发家致富。但是他们的富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和成就感。他们定然明了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同胞,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地位,试图成就一种有价值的存在方式,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即便不是充分条件,也至少是一个必要条件。缅甸民众已经厌倦了朝不保夕、任人摆布的生活状态,他们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当权者的“掌中之水”:
  或许,我们如同
  掌中之水,翠绿清凉
  但也许,我们只是
  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
  细小而锐利的玻璃碎片,闪烁着捍卫自己抗拒压榨的力量,是勇气之光的生动象征。而这样的勇气,正是那些志在摆脱压迫桎梏的人们的精魂所在。
  先父昂山将军视自己为一名革命者,他为了那些在艰难时期困扰缅甸的各种问题,不屈不挠地寻求答案。他劝告民众去培养自己的勇气:“不要只是依赖他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了成为一名具备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英雄,而做出牺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
  在一个恐惧成为日常生活无法摆脱的一部分的社会中,人们若想洁身自好,对于那些有幸生活在法治国家的人们而言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因为法律不仅仅通过给冒犯者公正的惩处来防范腐败。法律还有助于创建这样一个社会——人们无需依赖腐败行为,便可以满足保全人类尊严所必需的基本诉求。在这样的法律缺失的地方,守持正义原则和社会行为规范的重担落到了普通民众的肩上。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所产生的累积作用,将会把一个理性与良知被恐惧所扭曲的国家变成法治之地——能够提升人追求和谐与正义的愿望,同时遏制人性中那些不可取的有害属性。
  巨大的技术进步创造了致命的武器,可能已经被强权和不人道者用来统治弱小无助者。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都亟需在政治和伦理之间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努力争取提升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论任何种族、国籍或宗教。但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其权威来自强制而非民众授权的政府,还存在将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和平与繁荣之上的利益集团,那么为保护和促进人权而进行的国际协作,就最多依然只是一个部分实现的理想。那些强权压制的受害者还将在保护人权的竞技场中进行抗争,他们必须从自己内心的精神财富中获得力量,来捍卫他们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
  真正的革命是精神上的,源自一种理智的确信——有必要改变那些形成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如果一场革命仅仅旨在改变政府政策或体制,从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这样的革命鲜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精神上的革命,那些在旧秩序下产生邪恶的势力还将继续起作用,会对改革和重建形成持久威胁。仅仅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在斗争中还必须坚持一个统一的决心,去为了持久的真理做出牺牲,去抗拒贪欲、偏狭、愚昧和恐惧的腐化影响。
  一个人应该永远言行一致,先父昂山将军一以贯之地展示他的勇气——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勇气,更有精神上的勇气,这样的勇气让他能够实话实说,信守诺言,接受批评,承认缺点,改正错误,尊重反对派,与敌方商谈,让民众作为他领袖价值的裁判。正是由于这样的道义勇气,他将永远受到缅甸民众的爱戴与尊重——不仅作为一名战争英雄,更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灵感与良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描述圣雄甘地的语句,也同样适用于昂山:“他的教导的精髓,在于无所畏惧和坚持真理,与此相应的实际行动,以及对大众福祉的恒久关注。”
  一个是非暴力理念的伟大使徒,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建者,甘地和昂山个性迥异。但是,由于无论何时何地,极权统治对人类的挑战都有其必然的共性,因而那些奋起回应这些挑战的人,也有相似的内在禀赋。认为甘地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给印度民众植入了勇气的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但是当他评估20世纪独立运动的必要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回溯到了古代印度哲学:“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最伟大的天赋……是无畏,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勇敢,更主要的是在心灵上驱走恐惧。”
  无畏或许是一种天赋,但更可贵的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的勇气,那种通过培养抗拒个人行为被恐惧所掌控的习惯而获得的勇气,那种可以被称做“压力之下的气度”的勇气——历重重高压而弥新的气度。
  在一个无视基本人权存在的社会制度中,恐惧会成为一种日常秩序。害怕囚禁,害怕酷刑,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生计,害怕贫穷,害怕隔绝,害怕失败。有一种最为隐蔽的恐惧,披上了常识甚至是智慧的外衣。它将有助于保全人的自尊和固有尊严的日常细小的勇敢行为,斥为愚蠢、鲁莽、无关紧要或徒劳无用。在“强权即真理”的铁腕统治下的民众,要想把自己从令人萎顿的恐惧的瘴毒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然而,即便是在最残暴的国家机器之下,勇气依然一再崛起,因为恐惧不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状态。
  在为所欲为的强权面前,勇气和坚韧的源泉常常在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坚信伦理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与此相伴的一种历史观——尽管面临种种挫折,但人类的境况,始终行进在精神和物质共同进步的路径上。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差别,在于自我改善和自我救赎的能力。人类责任感的根源,在于心怀完美的理念、成就完美的渴求、找寻通向完美之路的理智,以及遵循这条道路的坚定意志——哪怕没有实现最终目标,至少也要超越个体的局限和环境的制约。对一个适应理性和文明人类的世界的展望,让人变得勇敢,让人愿意忍辱负重去建设一个免于贪欲和恐惧的社会。人们不可将真理、正义、慈悲等理念弃若敝履,因为这些理念,常常是对抗暴政的最后壁垒。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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