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银行的冼博德说，2012年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7大支付货币，在全球贸易融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达到了7%，已经超过欧元。2013年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交易额增长了13%，照此速度增长下去，到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4大支付货币。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3月26日说，今年2月份人民币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市场占有率为1.42%，较上月的1.39%略有上升，前7位分别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澳元、加拿大元及瑞郎。
2月份人民币(6.2094, 0.0077, 0.12%)作为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微跌一位至第八位，相信与中国的春节假期因素有关。
澳洲联储(RBA)助理主席洛威(Philip Lowe)26日说，对全球市场而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雄心可能是一个“地震事件”，它将带动大规模资本流动，或许还会产生一个新的储备货币。
“他们”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在于心理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几乎为零。
我说：现行汇率政策市是造成中国“双顺差”的根本原因。后果是这种损失清楚地反应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一方面，中国是具有两万亿美元净资产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每年要向外国（我们的债务人）支付数百亿美元的利息，长期受境外热钱干扰，导致国民福利损失。因为这些钱即使损失了，也不会发给大家，俗话说的好“崽卖爷田不心疼”，他们不但不急，还他妈很自信，因为人民币作为世界支付货币的市场份额才1.42%，随便咋跌，都无求所谓！！！
难怪他们又说，过度解读人民币汇率波动很无聊？！
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国经济中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消费不足带来储蓄过高，而高储蓄带来的是则高放贷和高投资。在国内消费不旺的状况下，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由此导致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原因之二：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出口。1998年以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乏力、内需不振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
原因之三：国内长期实行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鼓励外资进入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得国外资金可以通过合资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来的外汇流入并不是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这些外商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简单地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然后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产生了“双顺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
通过分析十多年来的海关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是美国、欧盟和香港，而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却由顺差转变为逆差；第二，在商品结构上，我国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尤其是轻纺和机电产品上，而同一时期初级产品进出口却由顺差变为逆差；第三，从经营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经由逆差变为顺差；第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顺差远远大于一般贸易顺差。如果也对比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统计，就会发现，在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顺差是逐渐缩小的。也就是说，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这样也就把他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了过来。所以，十多年来我国商品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以外商投资形式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归根到底是我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
2001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日益高涨，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实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石油价格和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强行推动着过剩的流动性流入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国开始被动地被制造流动性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