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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悦
《蛙》中的人物都是道具化的。莫言把《蛙》中所有的人物都当成他图解主题的道具。《蛙》的主人公“姑姑”是莫言的主要道具，莫言为了让这个人物与他的主题相匹配，就把“姑姑”也塑造成和主题有着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处在对立冲突当中。莫言揭露了“姑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过激行为，同时也为“姑姑”的行为进行辩解。莫言用小说中“姑姑”的侄子蝌蚪的话来赞美“姑姑”：“我不抱怨姑姑，我觉得她没有错，尽管她老人家近年来经常忏悔，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莫言还让“姑姑”自己赞美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意义：“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偏啦。”“姑姑”这样如此坚定的干部，到后来怎么会忏悔呢？这显然违背了人物自身的行动逻辑。
《蛙》的许多人物被道具化了。蝌蚪这个人物起到两个作用，其一是成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在小说中给他的日本友人杉谷义人写了四封信，够成了小说的前四部，第五部是他创作的一个名为《蛙》的九幕话剧。其二是成为一位争取救赎的忏悔者，烘托和加强“姑姑”的忏悔与赎罪的氛围，喊出作者的心声：“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其实蝌蚪从来没有参与计划生育。他的妻子违规怀孕之后，部队交给他回家协助姑姑劝说妻子流产的任务。他没有推妻子上手术台，抵抗不住社会的压力，只好眼看着妻子在流产中死去。他成为姑姑和小狮子等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同谋，实在是身不由己。莫言只是把蝌蚪当成随他而用的道具，完全不顾什么人物自身的逻辑了。蝌蚪的身份是知识分子，然而莫言并没有赋予蝌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批判精神。
《蛙》的许多情节都不合情理，违背生活的真实。例如姑姑两岁半就能记事，还能知道大爷爷穿过的皮鞋：“那是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姑姑未满十八周岁就入了党，是在1955年2月17日，违背了党章的规定。姑姑15岁就用新法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同时还痛打了60多岁高龄的接生婆田桂芳，当场并没有人阻止她的野蛮暴行。姑姑行医30年，有着30年的接生经验，在人流手术前却没有了解侄媳妇王仁美的血型，也没有设置输血等抢救装置，在众医护人员的惊慌失措中，眼看着王仁美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到最后也没弄清王仁美何以大出血，姑姑只用“这是个偶然事件”来向死者的母亲解释。
莫言的道具人物既然是道具就可以放到任何地方，比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还缺乏个性，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思想和行为的自觉性。因此《蛙》中的道具人物只有性别的差异就可以用了。莫言找到了最省事的方法，每种性别只设置一种类型。于是男性人物被写成受虐型，女性人物被写成虐待狂。男弱汉和女强人充斥整篇小说！小说的男一号人物蝌蚪，没有自尊，没有主见，没有能力，没有精神活力，没有人生的目标，就连婚姻大事都由不得自己，而是服从他姑姑的安排，选择了他并不喜欢的小狮子。用他的话来说：“一切都在姑姑的操持下进行，我感到自己像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浮木，推我一把便往前蹿一蹿。”计划生育工作船的专职驾驶员秦河，也是连爱情也不能做主的弱男汉。他爱着“姑姑”却不敢追求“姑姑”，这个道具没有别的生活目标，他似乎来到尘世就是为了害单相思病 。 “姑姑”的得力助手、高徒小狮子可以说是“姑姑”的翻版，她追随“姑姑”强迫许多孕妇流产，自己反而不能生孩子。她不顾及丈夫蝌蚪的意愿，断然做主采取了蝌蚪的精子，用一位姑娘代孕生孩子。蝌蚪不敢反对，无奈之下只能向日本人杉谷义人倾诉：“先生，从我给你的信里，您也知道了小狮子的脾气。她当年跟着我姑姑转战南北，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锤炼出了一幅英雄加流氓的性格。这娘们儿，被惹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性格强悍，霸气十足，崇尚暴力，充满流气和匪气。蝌蚪的第一个妻子王仁美因怀二胎株连了邻居，致使邻居肖上唇家的大槐树被“姑姑”指挥民众连根拔掉。当肖上唇让王仁美赔树的时候，王仁美骂道：“呸！陪你个屁！你儿子模过我的奶，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王仁美还为了泄愤，拿丈夫蝌蚪出气，狠咬蝌蚪的手腕，咬出了“黑色的血”。
把小说人物当成类型化道具，反映出莫言对“人”的简单浅显的认识。在他看来，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只是追求最基本的存活条件——如同牲畜般活着，时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如此“衣食男女”状况已将人的价值排空，挣扎着求活的动物根本没有尊严可谈，也没有什么精神追求，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没有人性的光辉。文学不只是写出人的生存状况，更重要是看作者对这种状况进行怎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