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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临走的时候女孩拿着自己挣的钱和家里挣的钱终于和男孩踏上了开往大学的车,见面后却是另外一番情景,男孩说：“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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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王小波
钟洁玲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我是王小波“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的责任编辑。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猝然死于心脏病发，享年44岁。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人说，小波爱听这首曲。
艾晓明提醒我，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祥，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围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出发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那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的极度艰难，为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早于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大大的练习薄上，后来大家争相传阅，这篇小说成为“手抄本”，越传越远，传出了一段姻缘。王小波的写作缘于一种本质的创造欲望，没有利益，没有外界关注，他还一直写下去。他说：“写了多年小说，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起义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这样，他仍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6年11月，我将“时代三部曲”上报。12月上旬，花城的选题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讨论到这套书时，有人认为王小波没有知名度，长达99万字的三部曲，存在着发行等方面的风险。最终社长肖建国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那怕冒点风险也要试试。
选题会后，12月中旬，我再次到京出差。
第二次见到王小波，是在紫竹园附近的中国企业家协会招待所，我的住处。
晚上匆匆一面，我告诉他“时代三部曲”已经列入1997年度选题。我看着他，他脸上没有悲喜。我这才了解到，“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浪旅程。它是在辗转多时，颠簸多地之后，才停泊在花城出版社的。
王小波在1994年已经成功，那一年，《未来世界》获台湾（地区）联合报文学奖，之前《黄金时代》也获过此奖。面对获奖，王小波说：“我觉得，这个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同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给文坛一次小小的震动。敏锐的评论家说：没想到文坛之外有如此高手。
但这些成功未能为他铺砌坦途，他的余作在民间经历了漫长的苦旅。
王小波以及他的朋友，曾携着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印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的，奇怪的是，这副样子并未影响它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讯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造成的，用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对于出书，王小波起初一惊一乍，折腾几次后便宠辱不惊了。
这天晚上，他外衣的颜色我已经遗忘，只记得他嘴唇乌紫，我以为是冷的，现在想来可能是病征的显现。记得他还说了一句：“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像卡尔维诺，像尤瑟纳尔。我觉得真正的作家应该尝试做后一种。”
第二天我就回广州。
这个冬天，我体验了编辑生涯中永志难忘的一次经历。窗外是冬日蓝天，明朗的高空气息使人开怀，我正着手编辑“时代三部曲”。
翻开《青铜时代》，有这样的文字：“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令我一读一惊心的，是作者凌空飞越的想象力。
看看王小波笔下的泥水洛阳吧：唐朝的洛阳，泥水没膝，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在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而伟大的发明家李卫公，就驾着二丈高的双拐凌空而过，他身体前倾，构成飞鸟的造形，这个造形成了最时尚姿势，一时间Fans无数。不仅如此，李卫公从天上走过的时候，还不穿内裤，全城俗物尽在胯下，招来女人的呸声，在阵阵呸声里，他遇上了红拂，开始了一段惊世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望文兴叹，叹为观止。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故事，却借助唐代传奇的背景和人物。也许，只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人物，才能传达他对趣味和智慧的解释。
猝不及防地，我被王小波所创造的飞雪长安、泥水洛阳及红土湘西引入一个遥远、陌生的诗意世界，那种汪洋恣肆的手笔、顽强的幽默精神，使我的工作变成一种愉快的阅读享受。在一阵阵的笑声中，冬天稍纵即逝，春天轰然而来。
王小波说：世上只有两种小说，一种是好小说，一种是坏小说。多么精辟！
无数周折使“时代三部曲”的出版成为王小波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可是，1997年4月11日他猝然辞世，当时，他的三部书稿还在发排之中。
那段日子，整个年轻的知识界悲情涌动，为王小波的英年早逝真诚伤痛。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写消息、通稿、回忆、评介，校对，电话、对谈、传真、复印……我脑子里昼夜转着的都是这些内容。出版社为“时代三部曲”成立了专项小组，衔接各个环节。终于，在5月13日王小波45周岁冥诞日，我们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了“时代三部曲”研讨会，每个与会者手上都拿着刚刚从广州空运而来的三本新书。
在这一个多月里，共计有100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上，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全文输入《黄金时代》。“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这句名言四方流传。
某大报用整版纪念王小波，上面两个标题异常触目：《宛如一首美丽的歌》，《死得其所的人》。艾晓明将这一版复印下来，用一个大大的原木相框将它镶好，送给王小波母亲。
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洛阳纸贵的阶段，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一套书遭遇这样的人世沧桑，实属罕见。
如今，事隔7年，我还记得艾晓明向我描述的未来情景：100年后，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图书馆书架林立的长廊里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作者叫王小波。
这7年里，我的“趣味主义”倾向明晰起来。我觉得，活在世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没有趣的人，不交；没有趣的事，不谈；没有趣的书，不出。这是王小波教给我的。
——完——
我的博客：http://blog.vclub.org/blog.php?uid_10.html
《时代三部曲》责任编辑钟洁玲参加王小波追悼会——（左艾晓明、右钟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