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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空间————有限！！！
现在的重点是找到工作有口饭吃,对女儿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钢琴大师的,那也就算了,他们热情助人,这样一个月下来才2000块,
我和未来宝宝的点滴,有时吃一口都是很难咽下去的感觉,忙忙碌碌,如今宝宝在我肚子里已经快满15周了,我也许没有办法给我宝宝最好的经济条件,想想到底值不值,因为我说了,我自己之前在一家旅行社工作,逛街看人家都有人陪,因为我也是我父母的宝贝啊,我的性格已经形成,另外给了我6000的产检钱,至于嘛,想想她我都想自杀,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别人都说是老公买的,有时睡觉冷,悲惨的生活,被他用“别来烦我,提醒他了,不知道他为什么把钱看那么重, 写一篇文章来记录一下自己失败的人生,是我的选择,不至于那么难吃啊,又要回到这个让我不想说话的家,
《伤在心灵最深处》
王冰
《窥视伟大的心灵》之九——陀斯妥耶夫斯基
其实我是一下子被击伤的，这是我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感觉，那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那天，我等了整整一天，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这倒莫名地使我更加担心起来，因为无论是谁，有时总需要找点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情来做，这会使人感到一种自我存在的充实，无聊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身体和思想的一种极端的漂浮，它会让我们在一种莫名的情绪中无法自持，比如你是否会像卡夫卡一样，看到自己的血由细小的伤口内部缓缓流出，也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和激动，于是从这一刻我更觉出身体的虚脱其实首先来源于思想的虚脱。因此当我环顾四周，努力去寻找一些什么东西时，却似乎什么也找不到，即使能在一刻间引起我兴趣的那些，比如一块停摆的钟表，一把散落的瓜子，一只睡过去的家猫，它们引起我的目光仅仅能做片刻的停留，我把目光散了一地，乃至整个屋子，但似乎什么也找不到。我的目光接触的物件，我总觉出我的目光在无法控制毫无踪影地在往里渗，直到最后与我眼前的那个东西融为一体，于是我感到更加慵懒、疲惫和迷惑。我想人总在自己松散的时候显出这种必然的迷惑性，即使一个人的本身已经并不存在，也是如此，对于这点，我一直深信不疑，但作为人，我们却总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它，于是相应地在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的时候，掩盖了自己或干脆玷污了自己，这就像当我们看到了一片无望的沙漠，于是它的荒凉和隐秘一下就潜到了我们的最深处的意识中，使我们在不自觉中就倾向了我们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但我们却总又固执于此并加以轻浮的欣赏，于是我开始去读陀斯妥耶夫斯基。
发表于1865年长篇小说《罪与罚》 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最为重要的作品了，书中，作者借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口，认为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平凡的人，他们必须俯首帖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一类是不平凡的人，他们有权肆意犯法（注意，是有权），历史上的伟人，毫无例外地都是罪犯。”我的朋友散文家王开岭先生在读完此书，曾在《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就此谈了一段极为深刻且经典的论述，他说：“同样是杀人性命，但由于操作方式和杀人的名义之不同，凶手的权能和暴力解说词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对日常小人物的犯罪，只需设一张简单的审判桌就成了。”
其实在一些记忆性的话题的辩白中，一种经历对于记忆的价值就是从经历中获得的印象有特定的选择性，而且它不具有任何的掩蔽性，由此我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上面的话语显现出来的深深印刻在他这种记忆上的思维，应该和他于1849年12月22日早晨7点的那次经历有关。
那是一个微明的时刻，俄罗斯特有的冬天的杀气让原野的雪更是显出一种惊人的煞白，陀斯妥耶夫斯基连同其他21名死囚被押到了谢苗诺夫校场，刑场戒备森严，处刑台上三面站满了列队的士兵，在判决书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名如下：
〈1〉本年3月，该犯从贵族普列谢耶夫处得到文学家别林斯基的罪恶书信之抄本，在一些集会上朗读该信：先在被告杜罗夫的住所，后在彼得拉谢夫斯基的寓所，最后又把该信交给了被告蒙别利誊写。
〈2〉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被告斯彼什耶夫的寓所听别人朗读格里高利耶夫少尉的有害著作《士兵的谈话》。
〈3〉 陀斯妥耶夫斯基扩散文学家别林斯基的反宗教和反政府之信件，听格里高利耶夫少尉图谋不轨之著作而不告发。
于是军事法庭宣判：褫夺该犯一切头衔和财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写到此处，我略微停了一会，我想我不能就这么着急地写下去，因为它会使人对一些东西产生执拗的偏颇，于是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四周的一切依旧是平平稳稳，与平时的时候并无不同，比如在我的屋子里占据空间最大的当然是那些书了，书是生活中极好的东西，是极具品性的，有时我想，不论某一本书里记录了什么，是欢喜的还是悲伤的，是高尚的还是卑微的，它们给我带了的直立起来的静感，总让我难以与他们平等对峙，我只能把自己淹没在其中，感受着一种别样的呼吸，把自己浑身上下包括自己的灵魂清洗干净，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过程，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人要真正学会睿智，必须从某一本书开始，它像水一样细致且细腻的流到你的体内，让你的思想变得湿润和丰腴。一个人在一个高高的书架前呆得久了，应该说书架的高度很可能就是他思想的高度，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走进一个朋友的家里，与其说是去会朋友的，不如说是去感受一种庄严和静穆，当我面对满满的一整面墙壁的书，从地角高到房间的天棚的那几大书架的书，我深深地吸气，我竟渐渐闻到一种特有的气味，而且这种气味渐渐浮现出两个大字，那就是希望。
我不止一次地在心底轻轻呼唤自己：
王冰，王冰，那是希望！
于是我觉出了一种切肤之疼痛。
是希望给我带了一种痛感吗？
是书使愚钝的我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行程，即使是虚幻的、愚化心灵的书，也总会从反面给我一种彻悟的感觉，在外国作家里，我更喜欢马拉美、伍尔夫、左拉、斯汤达、博尔赫斯和梭罗，在中国的作家里，我更喜欢鲁迅、何其芳、茅盾、巴金、张承志、陈忠实、贾平凹、西川、于坚，这似乎与我的阅读的范围有关，但我觉得这应该更与我的个性有关。
写到这，不知为何，我不由开始变得结巴——
我
我
我
……
……
书
书
书
……
……
今天的书确实尤其让我难受，我也不知为什么，也许在另外的一个时刻，或者别样的一种心境会使我有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但今天我只能固执于此了，于是我继续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探险。
行刑时，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其他犯人被三人编成一组，依次处决，陀斯妥耶夫斯基被编在了第三组，当他看见第二组的彼得拉谢夫斯基等三人被蒙上了眼睛，绑在了行刑柱上，陀斯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也必须等待着死神到来了，而就在此时，以严酷黑暗著称的沙皇却出人意料地破例给他留出了一线生机，现出了一道光明，沙皇传来圣旨，撤消死亡判决书，改判为充军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虽然命暂时是留住了，但创伤已经深深压进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之中。
尼采在《高贵的理解》一文指出：“人类的每一次提升，都是贵族社会造成的成果，而且永远都是如此。贵族社会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巨大的等级差别和价值差异，认为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奴役。若没有产生具体的阶级差别，产生统治阶级总是逼视和俯视他们的部署和工具，产生于统治阶级服从和命令，控制和习惯保持距离的那种感伤力……人们就不会希望不断扩大灵魂本身之内的距离，就不会形成较为高级的、较为难得的、更进一步的、较为广大的、较为全面的国家。”
但这点到现在仍然是残酷的，就如同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一样，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权利欲总能彻头彻尾地向较为虚弱、较为道德的、较爱好和平的种族猛扑过来，把他们最后的生命力熄灭，历史上，中国的，外国的，这都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当作国家的意义所在和最高辩护，也问心无愧地接受着大批人的牺牲，他们压制着另样的一些人，使他们沦落为奴隶或有缺陷的工具，所以一个完整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被别人需要的人，这是一个人生活和命运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它会激起一个人所有的人格尊严。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穷人》中就深深地表达了这种极为强烈的极希望得到满足的心理，“因此我的心和我的灵魂都亮了，我得到了内心的安宁，认识到我并不比别人差，只不过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风度，可我仍然是人，拿我的心和思想来说，我是人嘛！”
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并没有什么让陀斯妥耶夫斯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他还需要被人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不过他还是镇定自若，充满信心的，丝毫不能预测这次行程对他造成的伤害，对着特意赶来送他热泪盈眶、嘴角抽搐的哥哥，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哥哥，别这样，你了解我，我不是朝棺材里去，你也不是往坟墓里送我，服役的人不是野兽，是人，我是充满希望的，……”
但事实却很令陀斯妥耶夫斯基失望，因为没有另外的一个人把他也当成人来待，他必须承受着一个阶级下面罪囚的一切待遇，这天，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戴着镣铐，乘上雪橇，在风雨弥漫中离开了彼得堡的，对他，这应该是一种极深的摧残。在监狱高大的围墙内，每天看着周围那些被剃掉了半边的头和愁苦的面孔，听到周围那些哗啦哗啦的镣铐声和痛苦绝望的呻吟声，不能读书，不能写作，一般地说来，要很好的对付这种摧残，这期间需要一个麻木的过程，而这一时间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作为作家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却是清醒的，或者说他总是被自己的一种天赋的潜质唤醒，……于是之后不久，一种折磨他一生的疾病——癫痫，便由此开始像一个瘟神一样，伴随并折磨了他的一生，这些在他以后写的《死亡手记》中极为淋漓地得到了展现，其中，对于监管人员对虐待犯人肉体的津津乐道和欣赏的姿态，陀斯妥耶夫斯基不由控诉：“不管烙印，脚镣，手铐，都不能使他们忘记自己是一个人，……因此必须以对待一个人的态度对待他们。”
据说托尔斯泰在读了《死亡手记》之后说：“我真不知道在全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连普希金也算在内，还有比这更好的一本书。”
一般说来，要避免相互损害，避免相互使用暴力，避免相互剥削，使自己的意志和其他人的意志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必须具备一个内心公平的条件，但生命本身实质上是占有，损害，对异国人和弱者的征服，镇压，严酷，即使是用最为温和的词语形容，至少也是剥削，所以尊贵总是和傲慢相关，贫穷则不折不扣地和卑缩绞缠在一起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生是贫困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像他一样，生前声名是如此显赫，但生活却是如此困顿，直到1881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在妻子安娜的努力下，陀斯妥耶夫斯基才还清了纠缠了他一辈子的贫穷和债务，在这之前的四十年前，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哥哥，你想想，我欠了八百卢布的债，其中有五百二十五卢布是欠房东的房租，我想买件衣服，但一文不名……我完了。”贫穷，疾病，坐牢，苦役，充军，乃至死刑处决前的恐怖，使陀斯妥耶夫斯基饱经忧患，遍尝人间的苦难，但这也幸运地成就了一部部探索小人物心灵隐秘的名著，比如《白痴》，比如《赌徒》，《罪与罚》，比如《卡拉玛卓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但这是后人的幸运，陀斯妥耶夫斯基依旧从中得到了一种完全的痛楚和抑郁。
弗洛依德认为，悲痛一般是对失去所爱的人的反应，或者是失去某种抽象的东西的反应，并认为“虽然悲痛意味着大大偏离正常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对悲伤的人进行药物治疗，我们确信，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克服它“，而抑郁则是”深深的痛苦和沮丧，患者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抑制了所有的活动，降低了自尊感，以至于最终成为自我谴责和自我辱骂，达到顶端时，是在妄想中期望自己受到惩罚，因此它无法使死者复活”，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似乎从小就是如此，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极容易受到恫吓而恐惧的人，在1831年夏去秋来之际，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心爱的，离莫斯科一百五十俄里的图拉省希拉县的庄园里的一片白桦林中，只是有人随意高喊了一声：“狼来了。”便吓得我们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魂飞魄散，并永远记住了童年的这一幕，在成年后的创作中，陀斯妥耶夫斯基把它胆战心惊地写进了《作家日记》里，这点类似《罪与罚》中的一个场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看门人的小屋里，看见了一把斧头在板凳底下闪闪发亮，这使他惊恐万分，我想里面应该有作者的经历的影子和痕迹。
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生嗜赌，推其原因，就是伟大的作家在某些角落里的阴郁造成的，特别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几乎一生都处在生活贫困，感情匮乏的境界中，因此在一种理想的自我压抑和分离中，他只能寻找一种最低限度的越轨，并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这是一种生命的自我防卫，于是他不断地去寻找刺激，于是赌成了他一生中怎么也甩不掉的东西。
陀斯妥耶夫斯基每次都输得干干净净，但这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因为他高兴，而且他也坦率淳朴，他说：“赌博是一根链条，过去束缚着我。”但作者还是有所悔悟，“可是现在我要考虑的是事业，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整日整夜想的尽是赌。”这种没有任何伪饰的话留给我们什么了呢？哲学家罗素说：“好人不是做好事的人，而是从内心依据道德规范来行为的人。”因此当一个人一旦对生活越来越感到疲乏，对外界的兴趣也渐渐丧失，他便会失去对所有人的宽宥，结果这会令他更加感到疲乏，与其如此，还不如暂且找一件使自己放肆的物件，借此回到一个人的本身，回到一个人的率真，其实很多作家，比如拜轮、缪塞、坡、莱奥帕尔迪、克莱斯特、果戈里都一样充满着热情，非常敏感，带有孩子气，不稳重，相信和不相信，行动不行动，全凭一时冲动，他们的灵魂中总有一些瑕疵掩盖着，常常为了内心的亵渎而用自己的作品进行报复，并陷入一些令常人厌恶的泥潭中，但我们还是应该对他们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和赞美，因为他们毕竟是伟大的人，我们对他们的瑕疵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痛苦其实并不比我们要少，只是他们总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晴朗明亮，深邃和高雅的境界。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1871年挟家回国到最后去世的十年间，是安娜陪伴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平静也是最为多产的时期，这个比陀斯妥耶夫斯基小二十五岁的女子，不光协助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二十六天内完成了《赌徒》的写作，而且一直深情地照顾着终年老病的他，托尔斯泰曾问安娜：“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什么人呢？”
安娜回答说：“他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最仁慈的，最和善的，最聪明的，而且是最豪爽的一个人。”
1881年2月9日，年老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由于用力过猛，致使自己的肺部动脉突然迸裂，血一下就从他的喉管流出，虽经抢救，终究还是与世长辞。
《传道书》中有言：前人，往事，无人追念，
太阳底下因劳碌得来的一切
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我不能把一切留归别人。
我一直认为高贵的标志是一个人从未想到要把自己的责任或义务或灾难降落到每个人的头上，成为他们的责任或义务或灾难，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怎样的呢？答案只能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用自己一生的贫困和病痛凝成的史诗样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一断断更为明确的惬意。
写到此，我想应该结束了吧，我的心灵应该可以放松了，于是我顺着窗子往外一看，但我仍发现了有许多野兽的踪迹。比如那些顽固的空间、绞缠的电线，裸露的钢筋，飘起或沉落的叶片，各色粗细不一的管子，不知是谁遗失的半截风筝。我开始觉出了在空气中有一种烧灼的味道散布在星期天的周围，久久不能散去。这些深深插在楼房两肋的物件，如同赤铁的粉末散在尸首的四周，我不知道人为何总要以一种惨剧的代价来力求完美，记得恩格斯在1810年10月27日给康德拉·斯密特的信中说“虚假的观念总是作为真实性的补充，有时甚至为条件，并且甚至作为原因”，这同样是可怕的，就像我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在这样一种梦境中成就着这些思想的胚胎，把自己的灵魂深陷在其中，我也似乎成了一幅绞缠在一起的街景。我就这样被一种别样的东西挟持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的缝隙中，怎么努力也突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