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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对章依萍、萧军等青年人说过，自己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在《野草》中，所以不主张年轻人去读《野草》。既强调《野草》里有自己的“哲学”，又希望青年脱离它的影响，这似乎是矛盾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鲁迅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野草》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相对真实、深入地揭示了鲁迅的个人存在，个人生命的存在与个人话语的存在，《野草》只属于鲁迅自己。《野草》也就成为我们接近鲁迅个人生命的最好途径，窥见鲁迅灵魂的最好窗口。
鲁迅是整个中国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野草》是鲁迅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
《野草》在鲁迅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开创了“独语体”的散文的路子，是个体本真的诗化的生存体验。《野草》的语言是独特的，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内在性”，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反讽、变形等，是和鲁迅当时迷茫的心境有关的：他没有绝望，也不期待希望的曙光，他只是以反抗的姿态停留在那里，尽管摇摇晃晃。
《野草》呈现了一个昏暗、敌意、冷漠的世界，其时间、空间也都是暧昧不明的。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而被抛入毫无意义的或荒诞的存在旋涡里。死亡进入并现实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中，从而深化了认知死亡的人对生命过程的自觉意识。人只能以个体的命运、个体的思虑、个体的全部心理悲欢来承担和体验。《野草》哲学把“反抗”作为个体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把义无返顾执着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以创造。它首先诘问的是生命个体自身,是决绝激切地要脱出与既往历史联系的个体,怎样在痛苦中返向自己的内在生命,探究存在的根源,寻求生命的依托。《墓碣文》上的“死尸”被裸露于一片苔藓丛生的荒墓孤坟,无表情、无心肝。幽暗阴森的意象画面中,一股恐怖冰冷的气息迎面扑来,人像闯入了无法挣脱的梦魇,被灵魂深处巨大的无依和恐惧所裹挟。在这块本应该铭刻着死去者名字、生卒年、身份和亲缘关系的墓碣上,主体的历史被磨灭了。意象的深处使我们震惊的,不仅是个体挖掘自身生命根源的深切创痛,而且是在蜕变转型中受历史之命去实现变革的思想先驱者所经受的时代痛苦。在《影的告别》中,孤独的“影”在明暗两界挣扎,进退两难之中惶惑。它不愿依附于“人”的形态,它渴望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渴望超越“人”而创造出它自己,成为它自己。《秋夜》中“枣树”意象保持着个性独立与自由，《求乞者》中“求乞者”的依附性人格，《过客》中“过客”意象把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张扬推向了极致。鲁迅突出了自我行动和选择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鲁迅的《野草》里，到处充满了阴冷的意象；坟丛、墓碣、荒野、蛇、影、地狱、墙、土屋、夜、死火、灰土……而体验到的感觉是：烦腻、疑心、憎恶、愤怒、气闷、烦厌。 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读到他的存在论感受：地狱的替换，无量的悲苦，四面的敌意，六面碰壁，不得体味的人生，生前死后的纠缠，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存在论感受，解释他心中的黑暗。依存在哲学的话说，这恰恰是人回到真实中，是存在的敞亮去蔽。打开《野草》，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强迫人回到真实之中，存在的痛感一下牢牢抓住了人心。传统意中那种和谐的抒情方式，已被 鲁迅疯狂、荒诞、迫害、牺牲、悲凉、惊悸等复杂的现代意象所取代。《野草》重点讲述灵魂的拷打和救治问题， 窃得西方火炬煮已之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荒谬性陈述在中国意味着一个空缺。由于道德认同的巨大惯性力量，个体对荒谬性的感知在日常生活中很快消解为不荒谬的感受。（格非）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语言的批判，极力把民族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存在，还原为荒谬。“无形的鬼打墙”、“无物之物”、“无物之阵”、“无主名的杀人团”、“绝无窗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无所有”等等，都是鲁迅的真实生命体验。鲁迅不断地失望 也不断地寻找，独自一人反抗君临、物役、众治、平均化、死亡和绝望等。《过客》中过客说：“我还是走好。”勇敢地向前走本身就好，把“走”本身当意义，正是基于对一切希望的消解，或者基于绝望。过客通过行走反抗虚无，在没有超验思维笼罩的国度里，过客只有膨胀起生命的自由意志，对抗无处不在的异化。过客的绝望出于对“无”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它把人可以藏匿的精神避难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在地。主体出于以人类本身固有 生存状态的内省，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对被“抛入状态”的领会。它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处在异已力量中，处在空虚与无意义之中，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匮乏的、无助的，是一个有限的并且终有一死的存在，人与神（无限）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鲁迅从中明显地洞察到了“存在”的被无情剥夺，于必须挣脱精神铁枷，进行绝望地反抗，“于浩歌狂热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通过“扶心自食”反抗虚无，渐渐靠近了存在的真实。
鲁迅先生在看到启蒙发展的艰难及种种社会黑暗的同时，更越来越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分裂：“一方面是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呐喊，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挣脱某些阴暗意识的自我羁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引言》），而这种“阴暗意识”一部分来自上述已分析过的由孤独、失败继而幻灭、虚无的宿命式的绝望，另部分则来自先生对自身封建传统意识的剪不断、除不尽的残留的深刻认识。《野草》是鲁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的产生的精神产物，包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所积蓄的最痛苦、也最冷峻的人生哲学的思考。 先生先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自外于不觉悟者行列的资格，自己的内心仍旧不可避免地积存着许多旧的意识，那病态的国民“坏根性”就不可能只弥漫于身外而不渗进自己的灵魂，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未能摆脱传统影响的文人。（参《刺丛里的求索·刺丛里的求索·知识者的“入世”与魏连殳的悲剧——答陈保平问》、《鲁迅传·第二十章》）从这些对自己所住位置的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中，先生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地位，而伴随着对自我否定而来的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却使先生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惶惑和孤独，这促使了先生对自身的激烈甚至几近乎残酷的自虐的抨击、剖析（《彷徨》、《野草》中部分作品），但更甚的是这种对于自我的过于苛刻的否定和剖析，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心中那负罪的阴郁感：“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依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先生跌入了毁灭自身、牺牲自我仍不能拯救的痛苦而绝望的深渊之中：“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二》）内心中的失败感、绝望感和无意义感，引先生进入了虚无的心境。这时先生心中“人道主义”和“个人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显然大在偏向于后者，“憎人”、“为自己玩玩” （《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十一》）的虚无情绪紧紧地纠缠着先生的内心。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内心的这种矛盾、虚无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面对这种虚无感，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追求“十字街头的塔”式的“艺术化的个性生活”（《无词的言语·两种个性主义……》）。先生堪称是“中国现代最苦痛的灵魂”，但在痛苦、绝望的重重包围中，先生始终选择了一条承担痛苦、反抗虚无的道路。这一方面基于他那对国家、对民族最真诚、无私、深沉的爱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于痛苦，先生看出了它的不可避免性：“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一》），先生对痛苦不逃避，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独个承担了所感受到的一切，先生的痛苦是深沉的，但先生始终都竭力自己去担受而不把它传给别人：“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十一》）先生的这句话正是先生甘于承担黑暗现实的痛苦的决心的体现。鲁迅先生虽然处身于黑暗的深渊，但依旧有着“竭力看透现实的愿望”，而且又“有意无意地将每个强烈刺激他的新现象，与他对人生的整体认识联系起来看”，现实表象和个体（过去的）体验互相参照，加上先生对病态人心、人生阴暗面的敏感，就使先生在当时那黑暗的社会中得到了异于常人的深刻的现实认识。基于此，先生否定了所谓的“黄金世界”，对之，先生公开提出质疑：“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叛徒处死刑。”（《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二》）“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头发的故事》）基于先生无法定位、无路可走的惶惑心理和对黑暗的深刻体验，先生拒绝了一切对未来绝对、全面、永恒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杜绝一切逃避现实的道路，先生唯一的选择是：“正视（直面）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有弊及短暂速朽，并从这种正视（直面）中，杀出一条生路。”（《鲁迅语萃·编序》）基于“中间物”的人生观念，鲁迅先生以一种“把他自己自觉地贡献在了由他所开创而为后人所践踏的联结现实与未来的历史桥梁上”的姿态重新在心理上站稳了脚，肩起了历史的责任。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人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鲁迅一再强调了“韧”的精神，在其《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的阴、冷、黑、沦、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鲁迅是中国文化中独立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奴隶根性的剖析。
《野草·过客》中也塑造了“明知前面是坟却猛走”的过客形象，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要反抗黑暗，除了进行韧性的反抗之外还别有何途呢？没有。不反抗黑暗，就会成为黑暗的囚徒，成为介于白与黑之间的“灰色人种”。加缪的小说《西绪弗斯神话》，也正是表彰了这种“坚韧”的精神，西绪弗斯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和幸福感的，反抗黑暗的结果不论如何，不与黑暗妥协的良知都会在反抗过程中闪光。苦难是一种噬骨的的药，鲁迅是一个有着苦难经历的人。他的灵魂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二十年代中期，鲁迅一再提到具有浓厚佛家色彩的“人生苦”的命题，“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注：参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华盖集·导师》、《华盖集续编·“死地”》、《两地书·二》。）等，写于这一时期的《野草》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佛家色彩。“人生即苦”、“一切皆苦”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所言之苦，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以及五取蕴苦。意识到社会改革的艰难和个人力量的有限，在无可摆脱的孤独和绝望中，鲁迅自觉地承担起扶植青年和培养新生代的工作。以自我的牺牲和毁灭换来众生的幸福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方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但是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立身之道，在二十年代的社会、家庭生活中却遭到一系列毁灭性地打击，先是兄弟失和，他被无情地逐出家门，接着是一些青年在接受了他的无私帮助后，转而攻击诬蔑他，对他施行围剿，“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两地书·九五》）。这种牺牲的悲剧之所以激起他巨大的愤怒和心灵的痛苦，不仅仅因为它进一步动摇了他的进化论思想，而且在于它直接触及到鲁迅所难以解决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使他对先觉者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感到怀疑。《野草》中最具情感震慑力的《颓败线的颤动》描写的即是这种牺牲之苦，在老妇人“无词言语”的诅咒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的愤怒与悲苦。，《野草》所展示的正是鲁迅从苦到空，又由空到有的自我澄明的精神之旅。林毓生说：“在世界文学中很难发现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对世界持虚无主义观念，对意义作个人的探索，同时承担唤醒他人的义务”（注：林毓生《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见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只有从“信念”这一角度契入，我们才能窥探到鲁迅精神深处的这一奥秘。鲁迅曾高度称赞唐代僧人玄奘舍身求法，忠于信仰的殉道精神，也曾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及释迦牟尼“投身饲虎”坚毅品格。在鲁迅的人格中，对信仰的忠贞，对名利的淡薄，对理想的执着以及不怕牺牲，甘于寂寞等，都显现出佛教对他的积极影响。而他之所以始终对耶稣深怀敬意，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耶稣的情愿以自己被钉十字架的大痛苦来实现上帝的召唤的牺牲精神中，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激情和庄严的殉道精神，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的。鲁迅认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破恶声论》），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宗教救国的主张，但是对信仰的强调和重视使他甚至认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破恶声论》），这是他与周作人极不相同的一面（注：参见拙作《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鲁迅之所以在为信仰而奋斗的过程中能够既保持道德激情，又不丧失应有的理性的清明，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佛家的修养和智慧。信仰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机制，作为价值，它的特质是给人们提供知识以外的关于未来的信念，以此构成人们向历史深处延伸和未来极限处挺进的精神支柱。对绝对的追求和对终极的关切是形成信仰的驱动力，而宗教就其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也是指向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所以，“五四”作家常常是一面在科学的层面抨击宗教蒙昧主义，一面又在价值层面留恋宗教，正如庐隐所说：“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仿徨无着的时候，我不能不寻出信仰的对象来”《或人的悲哀》）。
鲁迅的《野草》把笔触直逼人的内在的灵魂，指涉了逃亡、绝地、死亡以及存在的意义，鲁迅所拥有的苦痛和绝望是罕见的，它的凄丽追问逼近了人的生存的最后底线。他的人生希望无数次碰碎在现实的悬崖峭壁上而后迸发出绝望的精神火花，这种绝望里包含了无数希望的尸骸残片，进而使绝望也被消解掉，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的人生境界。《野草》流溢着深沉的情思和对灵魂的自我拷问。黑色，是鲁迅所偏爱的颜色。黑，是一种阴郁、孤独、沉寂和绝望的色调，具有异类的精神、悲剧的性质，象征着反抗、挑战、破坏、拒绝和复仇；它还是百折不挠、决不妥协的生存意志和同归于尽的气概隐喻，散发出虚无的、死亡的气息，给人一种简洁而强劲有力的美感。在他的笔下，有“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的“过客”；有“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彪，只见两眼在夜气里发光”的魏连殳 ；也有“面貌黑瘦”的禹；又有“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是黑”的“黑色人”——侠客；就连羿拉弓射月的雄姿，也像是“黑色火”；还有那个比别的一切鬼魂都更美、更强的“女吊”，披散着头发，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穿着黑色的长背心?先生能够能够“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在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昏暗中，鲁迅的呐喊恰是“猫头鹰的不祥之言”。他把这叫做“与黑暗捣乱”，借以打破“天下太平”的死寂，给黑暗的制造者一点不舒服，使黑暗的世界有一点不圆满。散文《颓败线的颤动》，木屋内，一个瘦弱渺小的、苦痛、惊异、羞辱的生命在颤动中醒来。饥饿占据了一切，母亲说到烧饼，而燃起了些许的希望，不一会却被更大的灾难淹没。场景之二，上次梦的残续，过了几十年，亦即一间小屋内，不过已整齐。此时占据的不是饥饿，而是屈辱、卑劣。妇人抛弃一切冷骂、毒笑，走入无边荒野里。一刹那间照过了一切，为亲人牺牲，却被放逐。作为“形散而神不散”的经典文章，作家思绪飞驰万里，恐怖的梦魇带给我们奇幻、荒诞的场景，但经由特殊的艺术生命升华的画面已不是一般的状态，更具咀嚼意蕴。我们看到鲁迅希望破灭后那痛苦的心、绝望的泪，亦有挣扎的努力。“老女人”以颓废身躯的颤动，两手举上天，口唇漏出非人间所有的无词的言语发出了抗挣。不论是小女孩亦或是“老女人”都是作家自身命运的写照。作家在自言自语，也许我们不应该去惊扰这颗心，但我们既已进入，终可听出一二，那炼狱般心灵发出的声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就是鲁迅的“反抗绝望”，也是“独语体”的哲学内涵。
鲁迅认为人只有在无所希望中才能得救,他依靠个体意志不断反抗着黑暗,自觉地承担绝望把握人生。面对个体的生存困境,鲁迅既不选择走向宗教拯救,也不选择道家的审美逍遥,而是拿肉体去搏斗存在的暗夜,在对绝望及对绝望的抗争中。.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王乾坤老师真正解读了鲁迅以“中间物”为轴心的生命哲学。 在鲁迅 那里，生命个体无一例外都是中间物。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有限,意味一切都是“由此到彼”的过程，意味着中间。鲁迅的其它思想都是“中间物”这一轴心的展开。正是在这一点上，王乾坤老师对鲁迅作了一种全新的解读，这种解读，更加接近鲁迅生命的真实状况，也更加忠实于鲁迅的独特思想，这对以后的鲁迅研究无疑具有新的学术义。从中国传统的实践－逍遥话语来看，鲁迅认为逍遥心境是儒道歪曲或回避人生真相的结果，知与行的不统一使得逍遥成为不可能，因此，只能被迫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负值的实践态度。
《野草》题辞中那段话——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一过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因死亡而证实了生命的意义，死亡绚烂正是出于生命的爱与美。在鲁迅看来，生死是相融的，正因为生是美的，死也是美的，前面讲到鲁迅如此的“黑暗”，“冷酷”，但现在，我们感觉得到，他的生命的底蕴是对美的神往与热爱，他的生命是大生命。他对宇宙基本元素的想象，展现了他生命的境界，这境界构成他生命的底色，这底色让他有勇气正视现实中人的种种生存困境，有勇反抗绝望。
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野草》主要是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凝视，是对作“个体”的人的生存困境的无情提示。
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墓碣文》）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这句话包含了“狂热”与“寒冷”之对立与转换的各种涵义，“于天上看见深渊”——这样的眼光，自然是向下向下再向下，于是看透了天堂中的地狱！《墓碣文》中，还有这一句——“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如“大毒蛇”般的“游魂”就是缠绕在鲁老头心里的“毒气”和“鬼气”——“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是用来自我解剖的。《墓碣文》中的死尸，他的心灵的历程载在墓碣文上。墓碣文阳面上第一段的四句话真正是充满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又带有屈原《天问》的奇瑰。第二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这是心灵的历程，也是战斗历史的象征化。实际上，也是作者“五四”前后两次思想历程的象征。即经历了狂热和兴奋，又经历了冷落和寂寞；梦恋过光明，遇到过黑暗。于是在后两句中就有沉痛悲愤的声调：“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话是在前二句由狂热而中寒，由天上而见深渊之后，归于失望，归于绝望。许杰曾指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说，希望是虚妄的，绝望也是虚妄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之为虚妄一样；那么，既然绝望和希望，同样的虚妄，那么，与其采取绝望的态度对待一切人生事物，又何不采取希望的积极态度，对待一切人生事物呢？”（6）这种看法其实也是鲁迅当时的看法。然而，《墓碣文》中死尸的思想却并非完全如此。死尸的思想中存在着更深的，不能解决的矛盾。所以，第二段以毒蛇象征这种矛盾，以至使人带着这种矛盾而痛苦死去，所以，第三段只有两个字：“离开！”死尸希望后来者去寻找自己的道路。墓碣文阴面的残文和墓中胸腹俱破的死尸，都在进一步说明思想矛盾的痛苦曾如何折磨这个死尸。上面写道：“答我。否则，离开！”同碣文阳面的“离开”，意思是一样的，再重复一次，表明死尸是认为它的思想是无人可以解答的。作梦者“我”，是不能解答的，因此“疾走”而去。“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死尸仍然留在他过去的痛苦中。“我”对死尸提出的问题，虽不能解答，却也不愿沉湎于其中。由于写作《野草》时，正值鲁迅通过长期探索将要发生思想飞跃的前夜，巨大的思想裂变必然伴随着深刻的思想矛盾。由《墓碣文》我们体悟到：鲁迅在痛定之后，逐渐摆脱了痛苦，重新解剖自我，以求认识自我，表现出鲁迅与旧我尽快决绝的态度和心境。是的，鲁迅是痛苦的，所以，才有了影子的告别是的，鲁迅肩负着责任所以，才会有过客前面的召唤但是，鲁迅一直在反抗所以，才成就了鲁迅，看吧，他一直站在悬崖的边上，保持着挣扎的姿势，“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在《野草》里，是把人的个体生命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纵座标上考察其意义与价值，提示其困境的。 鲁迅无情的粉碎了关于“未来”的种种神话的同时，也粉碎了关于“过去”的种种神话，堵塞了“精神避难所”，这回找到的是“死亡”。鲁迅无情地堵住了一切精神避难所（“过去”，“未来”，以至“死亡”），他的目的就是要人们面对“现在”，勇于正视一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在《野草》里，他创造了一系列的“形象”（“意象”）深刻揭示了这样的困境。 这是“死火”。——“我”在梦中，在冰山间奔驰。突然跌入冰谷里，我看见在一片青白冰上，有无数的红影，像珊瑚网一般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死火”。于是，我与死火之间，有一场谈话，死火告诉我，他被遗弃在冰谷里，如果再得不到温热，就将“冻灭”。我表示愿意将死火带出冰谷，让它永得燃烧。死火回答说：“那么，我将烧完！”这就是说，死火所面临的是一个“冻灭”与“烧完”的两难选择。无论我们是努力奋斗（“烧”、“挣扎”），还是什么事也不做（“冻”、“坐”），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灭”、“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命运。王瑶先生也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这是一种重视“过程”（的意义与价值），而不顾“结果”（结果总是没有意义的）的人生哲学（与选择）。而只能在“冻灭”与“烧完”两者间作出选择，这本身也是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无奈与悲剧性的。 鲁迅写的是“死火”；面临死亡而终于停止燃烧的火，鲁迅不是从单一的“生命”的视角，而是从“生命”与“死亡”的双向视角去想象火。这几乎是独一元二的。作为《死火》的原形，鲁迅还写过一篇《火的冰》，在中国传说中有神祝融与水神共工的生死大战，二者是截然对立的。因此有“水火不相容，冰岩不同炉”的成语，现在鲁迅却强调了二者的统一与转化，“火的冰”，“火的冰的人”，这都是奇物的意象组合，也是向传统思想与传统想象的一个挑战。燃烧的生命固然也不免于完，但这是“生后之死”，生命中曾有过燃烧的辉煌，自有一种悲壮之美：而冻灭，则是“无生之死”，连挣扎也不曾有过，就陷入了绝对的无价值，无意义。因此，死火作出了最后的选择：“那我就不如烧完！”这是对绝望的反抗，尽管对结局中存希望与幻想，但仍采取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这就是许广平所说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也是鲁迅的选择。这“死火”的生存困境，两难中的最后选择，都是鲁迅对生命存在本质的独特发现，而且明显地注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个体化”的想象与发现。
《野草》是鲁迅最"个人化"的著作,《野草》所展现的只是鲁迅本体性的黑暗与冷酷体验的一部分是鲁迅心灵的诗,相对多地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相对深入地揭示了鲁迅的个人存在:个人生命的存在,文学个人话语的存在,《野草》只属于鲁迅自己。当梦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无路可走，这应算是人生莫大的悲哀了．活在一个黑暗的年代，先生彷徨，绝望，很多人也一样，但他们没有勇气去选择反抗，而先生却无悔于反抗．鲁迅散文集《野草》是鲁迅人生哲学集中而形象的体现，而曾在作者心中酝酿10年之久的《过客》，又可以看作《野草》的“纲”。《过客》熔铸了鲁迅个人生活的痛苦经验和独异思考。“过客”的形象，无论从外貌还是更重要的精神气质上说，都可以看作作者的自画像。“过客”精神的意义——拒绝以消极的方式结束人生的旅程，“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我只得走”，这成为他生命的底线或绝对命令，这是生命的挣扎，是看透与拒绝一切彻底的“空”与“无”中惟一坚守和选择。鲁迅后来把这种“永远向前走”的过客精神概括为“反抗绝望”！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结尾发出过如此的浩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以野草自喻，要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中是危险的，向后望也是危险的，战栗或不前，都是危险的。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人类回到遥远的天堂乐园去，不可能；瞻望将来的黄金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将以牺牲自己而成为桥梁。拒绝神性的启示和一个超验天堂的安慰，正要求人自身担当更多。这些伟大的诗人以自己超负荷的担当而成为像神一样的神明，尼采甚至为人自身激发的神性而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是快乐之神”）。即使像耶稣这样的基督，也只是以神为杆杠使自身上升到神的高度。不能担当的人则选择了像虫一样爬行，这是开启后诸神时代的尼采和他的后继者卡夫卡、加缪、萨特等荒诞作家显著不同的地方。 “人类是一个过程和没落”，在鲁迅那里化身为“过客”。他从能记忆的时候就开始这么走，但不知道能走到哪里去，且前面的路途中，“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但他还是要顶着落日下的夜色走去，——只力求担当。这些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与其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不如说首先揭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处境。尼采和鲁迅的伟大之处亦在于此。 鲁迅的绝望超出了西方哲人所能感受到的，所以他只能“彷徨于无地”。鲁迅先生说：我不过一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鲁迅的时代不单单是中国领受了价值危机的威胁，现代性已经使整个世界的人心秩序动摇了。现代性的心性特征表现为混乱、疯狂、血腥，事实上鲁迅所面临的历史事实与其精神反应与陀氏托耶夫斯基、加谬、尼采、卡夫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只不过这些西哲站在超验背景下，也就是“上帝死了”的价值危机中。而鲁迅所置身的文化环境规定了他在体验和确立现代人心性气质、价值危机的时候必定异质于这些西哲。在陀氏和卡夫卡那里，上帝生死未卜；而尼采则义无返顾的离开上帝，向着“超人”走去；加谬虽然拒绝神性的启示对人的安慰，但是依然看到了现代人的有限规定，他的《鼠疫》和《西绪弗斯神话》都力图在人的有限性无法克服的现实中扎进荒诞的快乐中。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从中国无神论背景下走到了人“本来如此”的超验规定事实中，时代的局限，鲁迅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也正是他走到这一步后精神危机的爆发引来了个鲜明的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建构了中国人的超验思维，从而跨过了自然本体的传统文化对人有限性的遮挡。
《野草》是在鲁迅心灵炼狱中铸就的乐章，是作者从“孤独的个体”存在体验中升华出来的哲学思想。作者运用了一系列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意象，进而构成了其哲学的基本元素。“死火”、“影子”、“过客”等意象象征着人的某种生存困境与抉择：“死火”——只能在“冻灭”与“烧完”之间选择，最终与对手同归于尽（《死火》）；“影子”——“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彷徨于无地”，只能独自承受黑暗（《影的告别》）；“过客”——这是一个不知道“怎么称呼，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明知“前面是坟”，却义无返顾向前走的先驱者形象（《过客》）。“看客”、“孤独的雪”、“枣树”、“扑灯的小青虫”等意象则象征着个体与他者的紧张关系，作者以“独语”的形式，抒写主观心态的紧张与焦灼，展现对“绝望”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渗透出“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郜元宝曾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这种悲壮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中国传统的佛家、道家对人的参悟与儒家的入世进取精神……”（见《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第２７１页）。鲁迅曾说过：“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反抗者难，比希望而战斗更勇猛、更悲壮”（《书信·致赵其文》）。同时，鲁迅在《两地书·二四》中表白如是：“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吧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是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究其一生，鲁迅一直在反抗：在《狂人日记》中反抗“吃人的礼教”；在《阿Ｑ正传》中暴露国民性；在《野草》中反抗绝望。他试图用“反抗绝望”来告诉国人：历史、现实、人性等都是不完美的，一切都处于过程中，没有绝对（包括希望与绝望）才是生活的本相，才是人生的真谛。
鲁迅的反抗绝望，植根于他的自由思想，也就是他的自由观。鲁迅的自由思想构成极其庞杂，既有西方的启蒙学说和人道主义思想，又有中国传统中老庄的任达、杨朱的唯我和魏晋名士“师心气使”的“儒侠”精神，兼有佛家的解脱和无畏，可谓“中西合璧”。２０世纪初期的鲁迅，力图把反抗绝望进行到底。他主张个人自由不因绝望（或希望）而被束缚，强调自由的“正常性、人性化和从心所欲”（汪晖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抗绝望就是反抗个人束缚、反抗不和谐。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先觉者在精神原野上走得太远了，很少作家有勇气、有能力这样赤裸裸地展示灵魂。《野草》是鲁迅个体生命顽强生长、艰难爬行的记录，是鲁迅“抉心自食”的记录。而不甘于在沉默中灭亡的生命，苦苦追寻生之意义的生命，在任何世代都将存在。鲁迅更像是与日竞走的夸父，主动选择了与太阳赛跑的生活方式，而像夸父一样渴死于道中则是他们悲剧境遇的象征性写照。这类探索者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着。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
翁——啊啊。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就在前面。……
“过客”向老翁打听前面是什么去处，老翁告诉他那是坟地，而老翁的小孙女却说那不是坟地，而是盛开着野百合、野蔷薇的乐园。“过客”不管前方是坟地还是乐园，他决意不接受老翁让他“回转去”的忠告，当他喝足了小孩给他的水，略事休息后，又听从前方那声音的召唤，踉踉跄跄地向西边走去。
鲁迅笔下的“过客”从小就孤身一人在小路上走着。他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不知自己从何处来，也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他知道自己要走的目的地就在前方。不管前边是阴森荒凉的墓地，还是百合花、蔷薇花盛开的乐园，他只听从“前面的声音”召唤，昂首向着荒原深处走去。在这位“过客”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唐代朝圣者玄奘那种为寻求佛教真理，“虽九死而不悔”的殉道精神。所不同的是：与玄奘这些原先曾拥有世俗的姓名和故乡的“出家人”相比，鲁迅笔下的这位没有名号、没有故乡的“过客”才是真正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出家人”。另外，玄奘这些朝圣者的目的地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所谓的“西方净土”——印度；而“过客”的漂流则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归宿点，他一辈子只能不停地向前方走去。
“过客”的永恒前行比起玄奘们的朝圣更深刻地触及到了佛教哲学的人类生存价值本体论——“空”观，“空”就是鲁迅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无地”、“无物”、“白茫茫一片空地”等文学意象的哲学对应物；而鲁迅则比佛教哲学更深刻、也更残酷地宣判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悲剧境遇：永世漂流、永远前行。这种境遇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过客”境遇。鲁迅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觉悟到这些，真正看透了，也就达到大彻大悟，达到超越，但在看透以后，却看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消极的态度，即“知其不可而不为”。另一种是鲁迅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其实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所以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过客总觉得有声音在一起呼唤自己。这声音其实是内心的命令，尽管怎么走。“死火”的意象深刻体现了鲁迅的人生观。面对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绝望，每个人都必须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出选择。 鲁迅文章的阴冷之气来自于他的生活经历，更深刻地来自于他个人的精神体验。众所周知，鲁迅部分接受了尼采的思想和达尔文主义，所以才崇尚历史中生命的绝对的力，即所谓“不恶野人”、“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这生命，否则失去其生物的意义”。在鲁迅的哲学里，惟有生命力才是第一位的，文化、道德、伦常等等外在的价值规范都“服务于生命”（尼采语）。这种“尚力论的历史主义”产生的背景显然是鲁迅所处的那个更黑暗的时代，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生命世界里，除了生命外没有别的意义，在鲁迅看来，生命力的证明不是有待外求的，而是真诚的生者面对死亡发出的呐喊，乃是绝望地反抗，鲁迅绝望于意义的虚妄，一生反抗的则不仅是虚妄的世界，也包括绝望感本身的虚妄。这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多么相似！可是加缪毕竟还是无法终生奉行这种反抗的哲学。如果说加缪的荒谬感和绝望感来自于对上帝信仰的反思，那么，鲁迅的“死火”精神可能就来自于对孔子“莫知生，焉知死”儒家信条的反思。在经过重重粉饰的名教重压以及佛道虚无主义麻醉之后，中国人的生命力似乎变得异常脆弱，民族性格流于圆滑、伪善，而鲁迅的“死火”精神，无非把最原初、朴素的生死问题重新提出来，而这就足以彰显鲁迅的意义。“只有面对最大的恐惧，灵魂才决定全力以赴，否则它永远也摆脱不了平庸；死亡的痛苦和难看迫使我们忘掉一切……走向从前满是幽灵的领域去。”（舍斯托夫语）正因为“死火”精神的支撑，鲁迅的反抗之路才走得如此决绝，对于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才能表现出如此冷峻的热情。 如今，世界依然充满了残忍和无序，鲁迅的呐喊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中声嘶力竭。鲁迅所奋笔疾呼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精神界战士依旧寥寥。所以，鲁迅魂灵中的死火还在延续，死火的种仍在流传。
鲁迅在一首题为《求乞者》的散文诗中，也是以沉郁的笔调描绘出“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的意象，真诚地袒露了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孤独而倔强的心灵世界。在绝望中扬起了对于虚无、对于孤独、对于绝望进行顽强的抗争和执著的求索的旗帜，反抗黑夜，反抗命运，反抗绝望。生存的迷惘、困惑和焦虑，不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同时也缘于内心准则的失衡，精神的茫然无归着而产生的意义危机。因此，“寻找光明”的意义就在于：只有否定外在的权威，建立起自己内在的权威，才会有主体的自由意志和新的生命创造。 “我不知在黑暗里沉没”“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生命没有依托，没有支撑点，甚至没有归宿。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只是惯性地向前走。看穿了人生的悲凉与短暂，更看穿了人生的荒诞。在彻底的孤独绝望中沉醉。绝望是走向极致的凄凉之美的诱惑，“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的是雨的精灵……”绝望是对“死”的超越，对“生”的觉悟，在死亡与悲哀中证明生命的“有”。在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中，确立一种投入的、积极的、创造的态度。“绝对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腊叶》是最具鲁迅个人性的一个文本，是他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面对随时会发生的生命的死亡的时候，一次生命的思考。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他所感到的是自我的生命与自然生命“木叶”的同构与融合，把他的生命颜色，他作了枫树的生命之色。
一个朋友的精彩论述：鲁迅的思想最深刻之处在于为中国思想史贡献了一个无所有的思想地带，这个无所有的地带在战士的眼里是"无物之阵"，在"影子"和"死火"那里是一种徘徊于光明与黑暗之间，冻灭与燃尽之间的"虚无"的存在状态。如果不从形而上的高度来理解这个中间的"无"的地带，便永远无法把握鲁迅，更加无法理解鲁迅的反抗背后那种深邃的本体论依据，与鲁迅通过反抗而铸就的人格高峰。这个无所有的地带事实上就是卡夫卡笔下的村子与城堡之间，是加谬笔下的西西弗斯从山顶到山下之间。鲁迅所教给我的不是去直面什么与反抗什么，而是直面与反抗本身。我认为鲁迅最大的意义不是思想的，而是精神的，在鲁迅那里生命的反抗已经有了一种本体论的意义，鲁迅也正是以此支撑了他数十年的反抗绝望。我从鲁迅那里获得了一种安于边缘的状态，也就是直面生命的虚无、绝望与荒诞的勇气，并且由于这直面而敢于反抗与追寻。
鲁迅的意义，就在于他把他认识到的所有无论如何残酷的真相赤裸裸的呈现在你的面前，逼得你无路可逃，让你不得不重新打量你自己，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鲁迅给予人的永远不是获得智慧之后的惬意，而是看到真实的缺陷而后产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产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远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不是得到药方而产生的快意，而是无可疗救而激发的迷惘、徘徊。在一个陷于欺与瞒的大泽中并且常常不自知，反而从欺与瞒中挖掘出美与真实来的民族，只有充分体验痛苦感受焦虑，在迷惘与徘徊中挣扎，才能摧发一种充分正视现实的惨烈与缺陷，充分理解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充分体味摆脱的艰辛与拯救的艰难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的导向，就是诞生一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神、自由品格的精神。
鲁迅——一个独异的精神个体，在两个社会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绝望地反抗，他无法拒绝前面那个陌生声音的呼唤，通过走反抗绝望，承担起个体的责任。他走在大地上，虽然“在而不屈于大地”，然而“走”就是他的意义。鲁迅的意义不在于给人提供一种精神的屏障，他是在对无限的消解中，担当起作为“中间物”的意义，是的，他是一个苦渡者，一个介于神界和俗界的苦渡者，他要成为自己，就要不停地抽打自己，不停已也啃噬那个沉旧朽腐的内心。一切个体，要走向新生，都要接受这种蜕变带来的痛苦。墓碣阴面的残存的文字————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