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公立医院盲目扩张和无序竞争
说起老百姓“看病贵”，来自社会各界的回应不约而同地认为，是药品价格偏高导致了医疗负担过重，似乎降低药品价格（比如通过调价、取消医院药品加成）就能使医疗费用下降。其实不然，药品价格偏高导致的“看病贵”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中小医院技术性收入偏低，药品收入成为医院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又当别论）。
老百姓医疗负担过重或“看病贵”的最直接原因，是来自于非药品收入的激增。这些年，当“看病难”的话题听得我们耳中起了老茧，医院之间对医疗资源的竞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为打造“医疗航母”，兼并扩容，盖新楼改善就医环境（医院宾馆式管理是否真有必要，待考），添置高精尖医疗设备增加“技术”含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内涵，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不纯粹是为了病人的实际利益考虑，而是为了争夺有限的病人资源为我所用。然而，客观上讲，投入是要讲回报的，在国家财政补助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医院自身来消化医院 “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贷款债务，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励医生“开单提成”和“技术性创收”。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2005年5月30日《健康报》所载文章南京鼓楼医院提供的数据，2004年的药资比例占业务收入的43.75%，是比较低的了。但细算之下，令人瞠目结舌！这家医院从1995年到2004年业务收入增长了4.78倍，年均递增19%；药品增长3.18倍，年均递增16%；非药品收入增长7.82倍，年均增长25.5%。类似于鼓楼医院的医疗单位是普遍现象，其药品收入比例“下降”的前提，是非药品收入的激增，病人的实际就诊费用只升不降。
有人把老百姓“看病难”的归咎为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而事实上我国（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目前的医疗资源已略有过剩，只是管理失衡，配置不合理，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有专家预言，再过若干年，一些三级医院的病房闲置率将日益增加。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是医疗服务的手段之一，而不应是谋利的终极手段。在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几百上千万人口的城市，GT机这样的大型设备也只有几台，而在我国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却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只要认为有“必要”，对创收和“发展”有利，就毫不吝啬地购置。笔者所在的县级市，人口不过百多万（包括1/3外来人口），竟有十多台CT机，就连由村卫生室发展起来的服务半径极小的私营医院也购置了 CT机等高档医疗设备。为了达到创收目的，同一病人同一部位在一个月内竟做CT检查三、四次（故且不究射线对人体的危害），老百姓医疗费用能不节节攀升吗？
几年前，听过一位赴欧美访问学者的讲座，国外考量一个医院医疗水平的高低，是看这个医院中单病种的平均住院日和医疗费用，住院时间越短、费用越低，说明医疗水平越高。而在我国，非营利性医院因为国家财政补助不足，医院既要生存，又要设法还贷，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创收。创收成了院长想得最多、说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创收也是衡量一个院长行政管理水平和政绩政声的第一要素，在同级医院中的经济收入能否名列前茅，决定着院长在医疗界的名誉和地位。医院之间如此，科室与科室之间同样如此。攀比导致了医疗费用增长的恶性循环。而医院的管理者却乐于这种“恶性循环”，因为这只会对他们有利。
最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应是实现资源共享，诸如像杭州市化验检查“一纸通”，这是一种好的开端。什么时候医生的收入不再靠创收获取，医疗投入在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下，按人口密度配置医疗资源，并切实做到合理利用，使之达到最优化，老百姓的“看病贵”问题兴许可望见到破解的曙光。如果沾沾自喜于单纯的药品收入“下降”，必将导致医疗决策的再一次失误。
大约十多年前，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福建、浙江人，在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医院以承包科室的形式，进驻医疗市场，并初尝甜头。掘得第一桶金后，他们野心渐大，干脆把一些小型的原本半死不活的医院承包下来，改头换面，大施拳脚。于是，院中院、科中科风行一时，成为一些地方的“特色医疗”。
这些经营者以医院的名义大肆做广告，以欺骗的手段骗取病人的信任，然后想方设法在病人身上骗钱，病人上当受骗，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上二、三年，最多四、五年，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大堆遗留问题。幸好，卫生主管部门及时发现这种严重情况，三令五申禁止院中院、科中科总算慢慢偃旗息鼓。
然而，广东、福建、浙江人是天生的胆识超群具有经营意识的人，他们决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不允许开办院中院、科中科，那办成民营“医院”如何？他们的这一投石问路在得到医疗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最好地诠释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
其实，民营医院的兴起，仅凭有钱人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是不行的，民营医院尚难立足。当有决策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服务态度差、医疗质量堪虑，是长期以来公立性质把医务人员养懒了、养坏了，养成了他们的衙门风气，大力鼓励开设民营医院，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公立医院转变服务理念，转变经营思路，从而全方位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民营医院就应运而生。只是这一步来得太快、太突然了，社会管理功能穷于应对，无力承载，无以招架。决策者的本意自然不错，但决策过早导致问题迭现。投资家决不是慈善家，他们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的利益，但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资源的长期积累，他们的服务态度再好，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始终无法与公立医院抗衡。这样的现状主导着他们的经营理念，必须超脱于公立医院的管理方法，打破常规进行医疗活动，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赢利。滥检查、滥治疗早已是“小儿科”了，欺骗、恐吓、过度治疗、盲目治疗、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有些民营医院竟然雇佣非卫技专业人员行医），其手段无所不用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北京的“新兴医院”、上海的“长江医院”等民营医院坑人事件，虽然只是特例，但足以折射出民营医院发展不成熟。有位患者腹股沟长了几颗疣，去民营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他有癌变可能，真是无稽之谈，目的无非令患者产生恐癌心理，然后任其大治特治；一位育龄妇女到某专治不孕不育的民营医院求诊（其时已怀孕半月余，只是自己不知而已），医生在对她进行全面检查，诊断为继发性不孕，使用大量“促孕”药物，祸害不小；一个常见的包皮炎，竟要给予输液、红光、热疗等“综合治疗”，费用自然不菲，高达2~3万；浙江某民营医院在考核医生的业绩时，重点考评平均日门诊量和病人复诊率，医生的复诊率偏低考评意见是你该加油，复诊率达标的考评意见是继续努力（大致意思），言下之意，你要想方设法，用尽手腕，骗病人来复诊，赚取更多的钱，大有不把病人榨干决不罢休；在一些由乡镇医院转制的民营医院，转制后的“业绩”突飞猛进，其原因就是靠非法广告吸引不明真相的病人，结果是害苦了这些上当受骗的病人；一个生意萧条的美容院，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专科医院”，专治前列腺炎、妇科病；五官科医院还能诊治性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么，这些民营医院的劣行，是如何会长期存在而不予纠正的呢？作为承担着医疗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的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民营医院的“准入”过于放松（有无违规现象，未作考证），对人员资质审查不严，对运营后的医疗质量监管缺位，对违规执业者惩治不力（民不告不追究），无形中成了维护民营医院利益、无视病人“看病贵”的后台老板。也正因为如此，民营医院才敢如此大胆地不按常规进行医疗活动。
诚然，民营医院也有循规蹈矩者，但总体而言，由于不良执业者的搅局，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粥，导致了医疗市场信任度的整体下滑。对这种不良分子的放任或视而不管，必然养痈遗患，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病人。
原因之二：私立医院非常规赢利不择手段
大约十多年前，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福建、浙江人，在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医院以承包科室的形式，进驻医疗市场，并初尝甜头。掘得第一桶金后，他们野心渐大，干脆把一些小型的原本半死不活的医院承包下来，改头换面，大施拳脚。于是，院中院、科中科风行一时，成为一些地方的“特色医疗”。
这些经营者以医院的名义大肆做广告，以欺骗的手段骗取病人的信任，然后想方设法在病人身上骗钱，病人上当受骗，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上二、三年，最多四、五年，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大堆遗留问题。幸好，卫生主管部门及时发现这种严重情况，三令五申禁止院中院、科中科总算慢慢偃旗息鼓。
然而，广东、福建、浙江人是天生的胆识超群具有经营意识的人，他们决不会因此善罢甘休。不允许开办院中院、科中科，那办成民营“医院”如何？他们的这一投石问路在得到医疗主管部门的许可后，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最好地诠释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
其实，民营医院的兴起，仅凭有钱人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是不行的，民营医院尚难立足。当有决策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服务态度差、医疗质量堪虑，是长期以来公立性质把医务人员养懒了、养坏了，养成了他们的衙门风气，大力鼓励开设民营医院，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公立医院转变服务理念，转变经营思路，从而全方位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民营医院就应运而生。只是这一步来得太快、太突然了，社会管理功能穷于应对，无力承载，无以招架。决策者的本意自然不错，但决策过早导致问题迭现。投资家决不是慈善家，他们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的利益，但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资源的长期积累，他们的服务态度再好，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始终无法与公立医院抗衡。这样的现状主导着他们的经营理念，必须超脱于公立医院的管理方法，打破常规进行医疗活动，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赢利。滥检查、滥治疗早已是“小儿科”了，欺骗、恐吓、过度治疗、盲目治疗、无病说成有病、小病说成大病，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有些民营医院竟然雇佣非卫技专业人员行医），其手段无所不用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北京的“新兴医院”、上海的“长江医院”等民营医院坑人事件，虽然只是特例，但足以折射出民营医院发展不成熟。有位患者腹股沟长了几颗疣，去民营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他有癌变可能，真是无稽之谈，目的无非令患者产生恐癌心理，然后任其大治特治；一位育龄妇女到某专治不孕不育的民营医院求诊（其时已怀孕半月余，只是自己不知而已），医生在对她进行全面检查，诊断为继发性不孕，使用大量“促孕” 药物，祸害不小；一个常见的包皮炎，竟要给予输液、红光、热疗等“综合治疗”，费用自然不菲，高达2~3万；浙江某民营医院在考核医生的业绩时，重点考评平均日门诊量和病人复诊率，医生的复诊率偏低考评意见是你该加油，复诊率达标的考评意见是继续努力（大致意思），言下之意，你要想方设法，用尽手腕，骗病人来复诊，赚取更多的钱，大有不把病人榨干决不罢休；在一些由乡镇医院转制的民营医院，转制后的“业绩”突飞猛进，其原因就是靠非法广告吸引不明真相的病人，结果是害苦了这些上当受骗的病人；一个生意萧条的美容院，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专科医院”，专治前列腺炎、妇科病；五官科医院还能诊治性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那么，这些民营医院的劣行，是如何会长期存在而不予纠正的呢？作为承担着医疗市场监督管理职能的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民营医院的“准入”过于放松（有无违规现象，未作考证），对人员资质审查不严，对运营后的医疗质量监管缺位，对违规执业者惩治不力（民不告不追究），无形中成了维护民营医院利益、无视病人“看病贵”的后台老板。也正因为如此，民营医院才敢如此大胆地不按常规进行医疗活动。
诚然，民营医院也有循规蹈矩者，但总体而言，由于不良执业者的搅局，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粥，导致了医疗市场信任度的整体下滑。对这种不良分子的放任或视而不管，必然养痈遗患，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病人。
原因之三：药品销售大军分享药品获利提成
长期以来，我国的药品销售一直沿用省、市、县三级医药公司批发，医疗单位从医药公司采购药品后，按批发价的15%利润加成后在药房销售。这样的利润加成是比较合理的，病人也是相对能够承受得起。
可是，也就在近一、二十年前，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后，药品的采购、销售、使用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一些药品生产企业为了能使自己的产品在医疗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在全国各地设立办事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与医药公司、医疗单位乃至直接跟医生沟通，即所谓的药品推广，游说、套近乎以及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想方设法令医院最终是医生认可并用好用足他们的产品。其间，医疗单位可以跳过医药公司直接与药品生产企业的医药代表谈价格、扣率，从而获取利润最大化。
然而，医疗市场的蛋糕就那么大，同种或同类药品几十家企业争抢饭碗的情况并不鲜见，各生产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利益，开始用一些不合规矩的做法争夺药品市场，争抢这块蛋糕。早些年，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段是给医疗单位送医疗仪器、运输工具、电器设备等等，这一部分的支出大致在10%~20%，谁送得起谁就能占领市场，反之则被市场所淘汰。这种市场潜规则运行一段时间后，社会反响很大，政府监管部门也开始关注、监督、检查，风声渐紧，使一些企业开始有所收敛，但这种“促销”手段并没有因此而废止，而是改换了方式而已。
我国有5000家GMP药品生产企业，300万从业大军。这些人中，很少一部分是生产一线的工人，而更多的是处在二线的医药代表或叫药品推广员。他们起早摸黑，奔走于城际之间，游荡于各医院，磨嘴皮、跟医生套磁，为的就是要医生多用他们的药品。有的代表要款时的忍气吞声，玩命似的陪客户喝酒，历千辛万苦无非是为了完成公司下达的艰巨销售指标。辛苦的劳动当然是有回报的，如果按人均年收入5万元计算，这些医药代表的总工资大约1000~1500亿。我没法获取全国一年的药品消耗总量，但大体上知道这些推广员的工资收入是他们的销售收入的10%~15%。而这些人的工资，就是加在病人的头上的药品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同时，药品要进入市场，光做临床推广还远远不够。宣传造势，广告开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乃至近亿的药品广告，为的是让群众了解、知晓自己的品牌、药品用途，能让病人有选择药品的权利。还有一些隐性的开支，比如赞助“商务考察”、学术活动，等等，用五花八门当不为过。
所有这一切，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是以成本的形式计入药品成本，导致了药品成本的成倍翻番。
有人认为，导致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是医药不分。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不从根本上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算像上海静安区一些医院实行的医药分开、江苏部分社区实行基本药品零差价，也只是解决了药品价格“泡沫化”的极小部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贵”为贱。响鼓要用重锤，要想彻底改变药品价格偏高、病人“看病贵”的现状，不妨革除药品流通环节的诸多弊端，诸如恢复药品进入正规医药公司批发，取消庞大的“医药代表”这样的销售队伍，也许远比单纯的医药分开为好。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单费、药品回扣弊病，可谓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