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6日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未来扩大消费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种提法虽然客观，但在当前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以及中央政府缺乏对地方政府责任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城镇化很有可能延续原有的圈地造城运动，依然是粗放经济，依然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主导、而城乡居民仍处于被盘剥和掠夺的状态，13亿人的消费、企业家精神等可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动力，被彻底压死了。如果是这样，新型城镇化根本谈不上转换发展方式，仍然在走老路。
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笔者认为不是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区别，最关键的是变政府推动经济为13亿居民消费推动的经济。如果任由政府高层借顶层设计为名，代替人民作出重大决策，而置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要求于不顾，仍然依靠素质低、私心大的政府官员阶层推动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将在重重的矛盾爆发中走向死局甚至崩溃。
例如，中央高层认为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有利于清理“贫民窟”，避免出现拉美国家城市的“二元结构”局面。可是，只要农民工分不到保障房，只要城市人口收入分化的局面不改，单纯依靠城市建设的“一元化”，根本无法掩盖城市居民阶层的“二元化”。随着大量低租金的城中村的消失，农民工有可能大量露宿于道路桥洞之中，其悲惨的景象，可能远胜比拉美城市的贫民窟！
事实证明，最高明治理，从来都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我们事实计划生育和实行火葬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居民生老病死的天赋人权，其依据是要防止人口太多消耗资源；然而，为了“保增长”这个口号，我们的政策却放任各级政府、央企、地产商的疯狂占地和大兴土木，放任上亿社会“成功人士”成十套、百套甚至千套炒房囤房；我们以世界不足20%的人口，却耗费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钢铁、水泥。这些都属于现实给自上而下制定政策者的残酷教训。
按照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并践行的中国老子的观点，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为何应限制政府权力？新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米塞斯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私产以及抵御暴力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哈耶克认为，“需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予限制”，“对于政府，则要求其按规则管理国家，明确其责任范围，且绝无逾越该责任范围的权利。”
限制政府的权力，关键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开支，特别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目前中国政府投资多缺乏目的性，很多被怀疑为基于决策者升官发财的动机产物；由于规模太大，而且无限贷款透支未来时期的税收，导致依赖拆迁买地推高房价致民不聊生；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大部分地区涉及挪用社保基金问题，口头说的减税事实上多在增税。不仅要限制政府投资，还要限制作为政治组织存在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将其规划在一个不影响民营经济活力的范围。
中国扩大消费的动力在哪里？笔者认为并非来自城镇化和现代化，而来自房价回落，来民营实体经济振兴扩大就业增加普通居民收入，来自政府控制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乱投资，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给实体经济减税和为城乡居民充实并发放社会保障资金。由此，收入分配改革关键不在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而在于政府(含国有企业)、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只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需求结构，才能实现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