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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他爸爸看过来
现甚是怀念!六年级我们去中心小学读书便住宿了,老公入不敷出,有时候真想尝试着再迈一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我装作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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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人物剖析
夏雨雪
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如果一场战争不断重演,如果罗伯斯庇尔和希特勒这样的英雄或罪人不断轮回,那么这世界将会多么沉重?即便是生命中的美丽与绚烂多次重复之后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会变的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的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发展之初就预设了一系列重与轻的诘问,然而对重与轻的选择似乎是个体生命既定的轨迹,非人力所能左右,或许是一种天赋或者天性,就像托马斯反复说出的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巴门尼德认为宇宙是被分割成一个个对立的二元,将对立的一极视为正极,另一极视为负极。在轻与重的对立上,他回答说:轻者为正,重者为负。没有人能肯定或否定他的看法,但轻与重的确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作者利用几个主人公的人生态度与生命走向呈现出了这种最神秘、最模糊的对立,他将这对立所衍生的问题建立在一种哲学的高度上,无所遮拦地敞开在那里,供读者去挖掘,却不透露解决的办法。这也促成了这部作品的深邃与高度,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种关于轻与重的解读。
托马斯便是一个不愿轮回的例子,一直追求着生命的轻松。他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外科医生,拥有众多情人,他拒绝婚姻,甚至拒绝和女人过夜。因为婚姻意味着重复,意味着束缚与不自由,那太沉重。他的生活的正轨便是不断更换情人。然而特蕾莎的闯入打破了他的“正轨,托马斯一直在爱恋特蕾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特雷莎之于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到他的床榻之岸的孩子”。这像是一种错觉,更像是一个坚定的借口。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享受着美妙的生命之轻。特雷莎无疑是这种生活的终结者,她的纯情与执着让托马斯感到了久违的生命的责任并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多年来的“自由”。对于托马斯来说,对众多女人“放荡”还是对一个女人“浪漫”,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爱情问题,而是关涉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轻松随意的他在六个偶然事件的推动下,又偶然选择了“非如此不可”,他走进了重复。
当特蕾莎离家出走,托马斯重归自由之身,他又嗅到了生命之轻的美好,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更沉重的无法承受的虚空,一种没有责任感,以至于失去存在感的虚空。于是他回到布拉格追回了特蕾莎。然而托马斯终究是托马斯,在天性上,特蕾莎伟大的爱情也无法改变他始终拥有着托马斯的脑袋与思维的事实。他认为特蕾莎和情人萨比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虽不可调和,但同样美妙。在他看来,灵与肉是可以分离的,他爱着特蕾莎,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众多情人的肉体关系。反过来说,他对情人们的肉体的追逐并不影响他对特蕾莎的爱。“爱情并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而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而体现出来的。”他只与特蕾莎一人共眠,那就足够了。
托马斯被萨比娜称为“媚俗之王国里的恶魔”。这绝对是一个人格上的极大的褒奖。画家的眼光是锐利的,托马斯始终不曾辜负这褒奖,或许这正是一个“登徒浪子”最可爱的地方。因为这可爱的执着,在极权的压制下,托马斯不愿对一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进行悔过,于是成为了接受媚俗统治的捷克当局的眼中钉。他失去了优秀外科医生的光环,沦为一名玻璃擦洗工,最终变成一个可爱的乡下农民。从此特蕾莎逐渐摆脱噩梦,因为托马斯终于只属于她一个人了。
萨比娜是托马斯最好的情人,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托马斯有多么温柔体贴无微不至,而是她不声张,不计较,理解他,她能赋予托马斯以生命之轻。托马斯和特蕾莎之间的爱情无疑是美好的,但却很累人,他需要隐藏,假装,还要忍受她的嫉妒、痛苦与噩梦,给她安慰,不断证明对她的爱,他总感到自己有罪。然而在萨比娜这里需要隐藏的只是环境而不是内心,他可以很透明,就像镜子里裸露的萨比娜一样透明。按照逻辑,我应该先讲特蕾莎,毕竟她才是托马斯家的女主人。但萨比娜是托马斯的同类,同样不计后果地追求生命之轻,害怕家庭,害怕重复,却共同抵制着媚俗。她是一个能让读者仰视的女子,却又不敢随意靠近。她的生命由不断的背叛构成,背叛父亲,背叛丈夫,背叛爱情(当弗兰茨为了她抛弃家庭时,她也抛弃了弗兰茨)。“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美就是被背弃的世界“,“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没有什么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
可是纯粹的轻终究扛不住一个鲜活的生命。萨比娜的沉重隐藏在轻松的背后,她看似自由随意不羁甚至狂妄。但是,“身为画家,她精于观察人的脸部……”;作为艺术家,她却将美妙的音乐贬斥为噪音,始终携带着童年悲哀的记忆与祖国沦陷的情绪;她愤怒地回答“我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这绝不是一个纯粹轻松的人应有的行为。萨比娜的灵魂就像她笔下的画一样,总是两个主题、两个世界的即时融合,就像一些经过两次曝光制作出来的照片。她向特蕾莎这样解读自己的画作:“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萨比娜唯一的忠实陪伴者仅是一只祖父遗留的圆顶礼帽,那是一顶不会给人施加重量的帽子。
特雷莎因为几次偶然,由一个乡间女招待变成了外科医生托马斯的妻子。用托马斯的理解方式,她是“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到他的床榻之岸的孩子”。不管怎样,她让人相信了爱情的伟大之处,他让放荡不羁的托马斯产生了“与之共眠”的渴望。由于自身家庭的动荡不安,她极度渴望一种安定、平稳的生活,害怕托马斯的背叛,依赖他的爱,又怀疑他的爱。相较于萨比娜,特蕾莎是一个极端纯情的女子,她具有一定的艺术气息,热爱文学,并努力成为了一个不错的摄影师,她敢于对着俄国人的枪口与炮筒举起镜头。但她的文艺理念是保守的,也是沉重的。同样,在爱情上,她要求灵与肉的绝对统一。这或许源于她有一个美丽却又无比粗俗的母亲,她一直向特蕾莎灌输着一个观念,你和其他人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她的母亲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在房间里行走,大声地擤鼻涕,粗戾地大笑等一系列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让特蕾莎感到羞愧和恼怒。她的一生一直在与这种观念抗争,她觉得肉体是有差异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人的灵魂存在着差异。她希望在托马斯眼里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托马斯对女人肉体之爱不断追逐,她以为他将她等同于其他女人,她或许只是他的性工具。强烈的嫉妒与不安使她陷入了沉重的痛苦,不断噩梦,终日惶恐。
特蕾莎认为自己的爱是无可指责的,而托马斯的简直就像是一种恩赐。“她无法明白肉体之爱的轻松和不把肉体之爱当回事带来的乐趣”。她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是由于自己把一切看得太认真,她想学会轻松,于是她纵容自己的身体与一个工程师发生了关系。然而她得到的报偿不是轻松,而是更强烈的道德的谴责,这沉重不亚于之前的嫉妒与担忧。
同萨比娜的帽子一样,特蕾莎也有着忠实的伴侣,情感的寄托。那是一只叫卡列宁的母狗。她对它的爱是自愿的,她养它不是为了改变它(而男人总想改变女人,女人亦想改变男人),而只是想教给它一门基本的语言,使它得以与人类彼此理解,共同生活。“人和狗之间的爱是像《旧约》中的牧歌一样的。这是一种没有冲突,没有撕心裂肺的场面,没有变故的爱”。而卡列宁献出的“牧歌”一样的爱,是建立在托马斯与特蕾莎重复循环的生活上。特蕾莎由此明白: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弗兰茨和特蕾莎应该归为一类。他们同样将责任、贞操看得很重。然而他的坚贞不及特蕾莎,连勇气也输给了她。他是一位成功的大学教授,且疯狂地迷上了萨比娜。萨比娜也称他是所遇见的男人中最优秀的。他聪明、善良、正直、英俊,且懂她的画。然而他遇上的是萨比娜,一个精于观察人的脸部的画家,一个不断背叛的女人。她很容易看穿,弗兰茨强壮的力量仅仅是对外的,而与他所爱的人在一起却很软弱。弗兰茨坚持将爱情独立于婚姻之外,努力捍卫它,使之免于流俗,他频繁地将萨比娜带去日内瓦之外的其他城市,因为他无法在一天之中辗转于两张床,他尊重妻子玛丽·克洛德身上的那个女人。这是他的认真与谨慎,但在萨比娜看来便成了怯懦,这不是她欣赏的性情。当他终于下定决心抛弃妻子再度敲开萨比娜的门时,毫不意外,得到的回应是人去楼空。在双重讥讽的失落之后,他和一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生活在一起了。
弗兰茨小心谨慎地活在他人的目光、自己的幻想里。他有着不错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却依然急于向情人,向公众,向内心显示自身存在的意义,以期获得外界的赞许。他的价值认同,实质上是为他人而活,而非自己。最后他在曼谷街头一场无谓而偶然的自认为是“伟大进军”的斗殴中死去,那时他依旧感到萨比娜正在凝望着他。他的死不但没有产生悲剧意义,反而让人看到了一种狼狈与讽刺,一种媚俗的意味。这种媚俗是所有政治运动的美学理想,也恰是萨比娜和她的同类托马斯最大的敌人。
“人类之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是的,特蕾莎因为卡列宁的牧歌一样的爱,悟出了“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
萨比娜立下遗嘱,要求死后火化遗体抛洒骨灰,愿死于轻之征兆,死于虚空,她走向了一切背叛的终极。据巴门尼德的说法,这是由负变为正。
托马斯和特蕾莎最终死在一起,他们互相属于彼此,在一辆似要驶向幸福的破卡车上。他留下一句碑文:他要尘世间的上帝之国。
弗兰茨,他也留下了一句碑文: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2012.11.29.凌晨